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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浙江|习近平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 

2021-03-05 16:02 |浙江发布

  编者按:《习近平在浙江》反映的主要是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委书记的领导工作历程。这段历程,在习近平同志的地方领导实践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作为省委书记全面领导了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作,更在于他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浙江实际,提出并落实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浙江转型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准备。

  习近平同志在领导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实践中,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宏观决策水平、突出的政治驾驭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也充分展现了深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这组采访实录,通过对当年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直部门和地市领导干部、企业家和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和记者等的访谈,为我们做了生动翔实的现场呈现。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习近平在浙江(一)

  采访对象:吕祖善,1946年11月生,浙江诸暨人。1995年7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98年12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2年12月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3年1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2011年8月起到全国人大任职。2018年9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吕省长,您好!您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配合4年多,对他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理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请您谈谈感受。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的。从那时起,我们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了将近5年时间。我是省委班子的一员,主要分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习近平同志在政治、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时光荏苒,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10年了,我也已经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了。这些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有一种浓浓的亲切感,因为他现在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与他当年在浙江带领我们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很多思想和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他在浙江的实践密不可分。他当年在浙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成效巨大,而且经过提炼和发展,在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升华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一开始就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到2003年春节前把11个市跑了一遍。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就是“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第一,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第三,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四,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五,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第六,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第八,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习近平同志“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八八战略”第一个“八”所指的“八个优势”,并非单纯指已经体现出来的优势,而是结合实际作出的总体把握,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具体而言,是将已经显现出来的体制机制、产业特色、协调发展、生态、文化等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将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对于一些劣势,要通过努力转化为优势,或者避开劣势。第二个“八”是指八个方面的举措,是针对进一步发挥、培育和转化优势提出的。通过实施这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八八战略”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同志在10多年前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与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吻合的。在“八八战略”里面,习近平同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体现出来。

  在当年,“八八战略”是为了浙江实现全面小康而提出的。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小康”目标,提出了“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人才强省”等一系列的发展要求,从中也反映了小康建设的全面性。在发展理念上,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和协调。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主持浙江省工作期间,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哪些先进的理念,以及有哪些与之配套的举措。

  吕祖善:21世纪初,我国沿海几个省份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特别是广东、江苏、山东跑在前面,我们在有关媒体上也经常听到“浙江要加快增长速度赶上去”的言论。当时我们浙江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四位,对于要不要跟前三位去拼增长速度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谈过几次,他的看法有他独到之处。他说,我们不要跟人家拼增长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下大功夫,一直以来,浙江的协调性和均衡性发展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特色,要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在这些方面,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定力的。他的思想,与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也是一致的。

  当时的浙江,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继续走低成本、低价格、高排放的粗放增长的发展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的时候,供电不足的情况比较普遍,“电荒”时不时就会发生,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为了省电,西湖边的路灯和景观灯隔一个开一个,照明不足,到处都黑黢黢的。农村用电也限得很厉害,有的农村每个星期只有4天供电,还有的地方只能供3天电,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加之老百姓环境意识的增强,浙江也因为工业污染引发了几起大的群体性事件。

  习近平同志把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为“成长中的烦恼”。他通过调查研究,很明确地提出:浙江要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基地,要走先进工业化道路,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了,这些粗放、低端、污染的落后产能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淘汰,来下决心去除。他当时提出了“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理论,指导浙江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有三个。

  第一,习近平同志指示省政府制定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省委省政府在2003年6月召开全省工业大会部署这个建设规划,参会的有一万多人。除了主会场,同时还设了视频直播会场。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专门阐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要求和总目标,我具体向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过程当中,政府该做什么,企业该做什么。

  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两手抓”,即: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两者并重。这个提法,与现在提出的“动能转换”是异曲同工的。

  他还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坚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等几个关键点。这些具体要求,一直到现在都在浙江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多年来,尽管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和影响,我国的经济在发展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浙江的发展总的来说都是比较稳健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很早就开始起步了,动能转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习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稳步开展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建设,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产生了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大批科技公司。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浙江不少地方根据自身特点,重点发展服务业。浙江这几年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好,第三产业的份额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了。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地的电子商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动能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抓得早、抓得实,为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曾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过,尽管面临全球经济的困境,但中国的沿海城市相对来讲一直比较平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里的产业结构转型起步比较早。这其中,我了解最深刻的,自然是习近平同志主政下的浙江。在他的领导下,浙江的动能转换、结构调整、区位优势发挥,都按“八八战略”有序铺开。

  第二,根据习近平同志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省政府专门议定了“三大产业带”发展规划,即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发展规划。对这个规划,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他自己参与调研,了解规划所涉及地域的具体情况,在之后整个实施过程中,又多次强调要密切跟踪关注,强调规划实施的效果如何,要看是否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否强化了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第三,为推进“八八战略”和“三大产业带”规划的实施,我们部署了一批大工程、大项目,称为“五大百亿”工程。这“五大百亿”工程,具体包括“百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工程、“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建设”工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在2003—2007年间总投资达3000多亿,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实施是当时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有效地推动了“八八战略”落地。

  习近平同志说:“‘五大百亿’工程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也是造福百姓的工程。”他强调,实施中一定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意识,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把这些工程建成惠泽百姓、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2003年底,省政府把这“五大百亿”工程细化成具体的项目和任务,并进行了部署。

  “五大百亿”工程在当时切实解决了不少浙江发展长期遇到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问题。现在浙江的很多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和水运、空港,电力和能源设施,水利设施,移动通信网络,杭州、宁波、温州高教园区等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就是在那个时候启动的。

  省政府又针对软实力建设提出“八大科技创新工程”,包括:先进制造业创新工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工程、生态省和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工程、科技兴海创新工程、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科技创新工程、服务业科技创新工程、基础研究创新工程、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等。对这些具体工作,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听汇报、提要求。在硬环境和软实力两方面,习近平同志不仅对浙江的现实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长远规划有着系统要求。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具体指示,在各项工作中更好地兼顾浙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

  所以,我们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谋划和实施的。“五大百亿”工程和“八大科技创新工程”紧紧扣住“八八战略”的主题,对产业结构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组:缩小贫富差距是发展协调性的重要方面。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对浙江的扶贫工作都做了哪些指示和部署。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2002年底,浙江“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100多个贫困乡镇全部实现脱贫目标,但那个时候是初步脱贫,也可以说是低水平的脱贫。尽管已经达到了国家的脱贫标准,但这些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全省农民平均水平的40%,不少地方还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水平。针对这个情况,习近平同志在丽水等地调研后,提出“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目标是将原已基本脱贫的100多个乡镇,再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乡镇,全部列入浙江省欠发达的乡镇,到2007年,80%以上欠发达乡镇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要超过当年全国的平均水平,年均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口要少于所在乡镇人口的3%。

  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下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根据他的要求部署,浙江省新一轮的脱贫致富攻坚战拉开了序幕,为之后十几年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方面,主要抓了这么几项工作。

  首先,推动欠发达地区奔小康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山海协作”。这个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已经提出来的。他来浙江工作以后,继续推动“山海协作”。一些欠发达地区比如山区、海岛,都与发达地区和一些单位结成对子,限期达到奔小康帮扶目标。比如我们省直机关都有帮扶对象,有具体的乡镇,也有帮扶的目标计划。

  还有就是搬迁下山异地脱贫。浙江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库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帮扶措施,把很多偏远的自然村进行合并撤并,帮助山上和库区的老百姓转移出来,安置在交通、经济等各方面比较发达的乡镇和县城里,而浙江的县域经济相对又是比较发达的,具备大量吸纳农民工务工和安置的条件。省政府还安排专项资金扶持接纳异地安置农民的乡镇建设“下山脱贫小区”,省财政对下山农户建房给予专项补贴,加上当地政府优惠政策和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这样下山农民的房子就能够建起来了。如果家中有个年轻人能够就业务工,家里的经济情况就会有较大改善。

  在实施过程中,省委省政府提出搬迁下山异地脱贫要做到“搬得出、安得下、富起来”的要求,每年坚持异地安置5万到6万人,这样稳步而持久地推进下山异地脱贫,成效非常明显。

  采访组:对于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战略构想和实践?

  吕祖善:关于区域协调,习近平同志有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习近平同志来之前,省里面已经有了沪、苏、浙加强协作的构想和初步实践,但仅限于我们常务副省(市)长这个层面的交流。我们每年有一次聚会,协调发展的一些事,这个活动已经搞了几年。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祖善,每年常务副省(市)长的聚会还不够,应该提高级别到书记、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峰会’”。我根据他的指示做了通报以后,当时上海和江苏的主要领导都表示赞同,认为这个“峰会”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第一次长三角峰会2005年下半年在杭州召开。

  习近平同志曾经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接轨上海就是接轨发展,就是接轨国际化和现代化。我们要乘上海之船发展,然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但当时有些同志对长三角一体化还是有些担心,他们担心企业外撤,到长三角的其他省份和城市去发展,会不会造成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解释得很精辟。他说,企业是否走出去,是从经济规律、企业发展以及市场和资源等各个方面来衡量的。这是全局的意识,也是浙江的责任。

  在长三角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并提出了一些重点方面的具体设想。比如,交通基础设施联网——公路、铁路、海运、江河运输;环境共治——长江、太湖水、空气等治理;金融一体化——比如银行业;公共服务一体化——比如医保。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重点讲了长三角各地区之间推动产业互补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是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首先提出构思并实际推动的战略规划,得到了上海、江苏的赞同和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从这里起步,之后又成为国家战略。后来,国务院制定了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确定长三角为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世界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着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

  采访组:生态保护也是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生态省建设上,浙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期的生态省建设。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工作,就开始到各地进行调研,用7个多月时间跑了69个县。有一次,他在和我谈工作的时候就说:“祖善,浙江真是个好地方。在我们手里,要把她保护好,还要发展好。如果能够做到为今后的发展打下扎实基础,那就更好了。”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生态省建设的实践经验。2003年7月,他结合浙江的实际,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省委省政府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发展目标。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句话,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这就把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上。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对整个浙江省的生态建设提出三个阶段的规划:启动阶段、推进阶段、提高阶段。启动阶段有两年的时间,因为生态省建设首先从环境治理起步,所以启动阶段就要把浙江污染的严重性、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污染源调研清楚,搞清楚污染源在哪里、是什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从2006年到2010年是生态建设的推进阶段;从2011年到2030年则是提高阶段。我们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这个计划不是两年三年的计划,而是一个长效机制,浙江要坚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要一以贯之地抓。

  浙江河网密布,水自然成了环境整治的重点。省里提出了整治的重点行业:化工、医药、皮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涉及这些重点行业的企业有573家,每一家都完全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进行调查,摸清楚基本情况。当时我们提出,监督与建设并举,既要利用现有的条件进行严格的监督,也要建设一批监督环境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重点水域交界面的自动检测监控设施,在严格检测下,甲流域流给乙流域的如果是三类水质,乙流域再流给丙流域的就不能是四类,当时这在全国都是很先进的。我们对污水处理厂也都要进行在线监测,可以随时知道处理之后的水是不是达标。我们对县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地区也进行了废气的重点监测。

  根据以上这些措施,我们提出了“两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两个基本”是:通过启动推进阶段,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两个率先”是:率先在县以上城市建成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的重点监测网络,要求在2007年完成。

  “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是2003年7月提出的,从2004年开始实施。到了2007年,“两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我们如期达到了。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生态省建设的启动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任务。从2006年开始,启动了推进阶段。前面提到的“五大百亿”工程,其中就有一项“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5年投资400多亿,包括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要求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他在2004年1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在当年2月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他再一次坚定地表示,浙江要“为全国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当年,他主持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任务作了系统阐述。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而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他当时提出,要努力使浙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他要做的,就是以村庄整治和整理为切入点,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把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把城市的文明向农村辐射,大力推进农村的新社区建设。

  城乡一体化的重头戏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也就是农村的路、水、电的建设和垃圾、污水的处理。从2003年6月开始,我们用5年时间,把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作为突破口,对10303个村进行了整治,建成了1181个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我们把示范村的经验扩大到全省。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亲自抓工程的部署落实和示范引领,他每年召开一次全省现场会作现场指导。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后,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直到现在浙江还在抓。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农业是他首先提出的概念,原来我们讲的是高效农业,因为浙江的土地只种粮食,农民是富不起来的,所以高效被视为重点。习近平同志来浙江以后,提出的高效生态农业,高效和生态都成为了重点。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个村庄搞得好不好,根子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个村庄有了好的基层组织,这个村庄肯定是像模像样的。

  现在你们可以到浙江的农村看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干净整洁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精神面貌是非常好的,整个农村有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采访组:浙江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确实非常好,这方面具体有哪些体现呢?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说过,浙江的经济总量不是最高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最快的,但是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是全国最好的。浙江区域之间的差别、城乡发展的差异度是相对最小的。

  他说,协调性和均衡性是浙江的优势和特色。事实上,在他主政期间,浙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时起到现在,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金融危机和经济环境的各种变化,浙江的总体发展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速度不是最快的,但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不断提高的,动能转换也在不断推进。

  为什么浙江的群体性事件相对其他省份少得多,上访群众也相对少一些?根本的是因为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时期,浙江的整个经济社会被纳入了一个非常科学的综合配套体系当中。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视察,找我去坐了一会儿,我谈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我说:“‘经济新常态’提得非常正确,现在我们靠什么稳增长?从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投资能拉动需求,但根本的还得靠科技创新、企业的转型升级,不能光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需求,这不能作为常态化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实际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协调性和均衡性,这是他在浙江的一贯主张,与今天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也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期间,他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特点是什么?

  吕祖善:我对习近平同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为民情怀。他时时刻刻关心和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我记得,他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浙江尽管总体比较富裕,但还是有贫困的地区,有贫困的群众,我们要多为他们做一些实事。

  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强化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他很赞同,对我说:“祖善,为民要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应该形成一个长效机制,而不仅仅是做一两件事。”根据他的交代,我们对于怎么建立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进行了调研。2004年10月,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重点工作领域为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定等10个方面。这十大领域集中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最直接的呼声,代表了群众最现实的利益。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贫困农村的贫困家庭拿不出孩子念书的钱,习近平同志明确指示:“要让农村的孩子念上书,念好书。不能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贫失学,也不能让一个贫困大学生失学。”我们于2005年启动了“农村教育四项工程”。第一项工程,是把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所有的书本费、学杂费、代管费等费用全部免掉,浙江是全国最早实行这项规定的。第二项工程,是农村中小学的“爱心营养餐工程”。以前,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住校,吃不起食堂,就自己带一个星期的咸菜,蒸了米饭,配咸菜果腹。我们对这些学生,实行全免费午餐。第三项工程,是学校宿舍的改造工程,以前很多学校宿舍很紧张,学生们睡的高低铺挨在一起,上面睡一个,下面睡两个,拥挤不堪。政府对学生宿舍问题进行了重点解决,使农村小孩也能享受优质的资源。第四项工程,是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3年内完成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

  在调研中,我们对农村的医疗情况也进行了统计,农民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非典”以后,农村加强公共卫生成为当务之急,医疗制度改革也使得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得到很大提升。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做到三件事:一是农民看得起病;二是农民有地方看病;三是农民加强预防少生病。我们把这三句话作为“农民健康工程”的基本目标。从2004年开始,做到了农民享有基本卫生服务,农村重点人群享有重点医疗服务,并使浙江的农民每两年都可以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当时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省委省政府决策建立全省的“大社保体系”,目标是为广大群众系上一个保障基本生活的安全带,以此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基本内容。大社保体系,要求做到城乡所有人群全覆盖,并做到了“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要求。自此,浙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提出大社保体系规划的省份。浙江率先出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镇职工、农村企业职工、农民工,率先将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养老保险的范畴。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浙江还率先建设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最早是城市居民有保障,农民是没有的。同时还率先实施了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政府拿钱,在农村建设养老院,供养那些贫困的、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通过这些措施,浙江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上种种举措,就是习近平同志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总起来说,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的这几年,是浙江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同时,他也为浙江的长远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的东西,也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岁月。他的执政理念和思想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即使是他离开浙江以后,我做任何工作,遇到任何问题,马上就会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这方面的问题当年是怎么交代的,于是我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一直在讲,我很幸运,我在省里工作很长时间,先后碰到几位好班长,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的言传身教,他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方法、战略的眼光,带给我很大教益。

  这几年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因为当年他交代的很多事情,里面所蕴含的理念,与今天他治国理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同志,就经常回忆起他当年在浙江带领我们奋斗的那段岁月。在他的带领下,我做了一点具体工作,做成了一些事情,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

  “习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习近平在浙江(二)

  采访对象:李金明,1941年8月生,河南南阳人。1998年12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2000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2003年1月任省政协主席。2007年2月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7日,2020年7月7日核访

  采访地点:杭州市新侨饭店

  采访组:李金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您和他一起共事将近5年时间,可以说见证了他主政浙江方方面面工作的整个过程。

  李金明:确实如此。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我当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有幸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2003年1月,我到省政协工作,省委、省纪委的工作还继续做了一段时间,因此跟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他带领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让我难以忘怀。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深邃的战略思想、丰富的政治智慧、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向习书记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

  采访组:首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任省委书记期间开展党建工作的具体情况。

  李金明:习书记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专门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工作,作出了《关于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2004年10月,在他的领导下,省委全会又提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2005年1月,他系统部署了全省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短短几个月就构建了党建工作的整体框架和具体部署,这一系列谋划彰显了党建工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力推动了全省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习书记把党中央的精神同浙江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党的建设要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展开,努力做到“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个本领”的创新理念。这是对党建工作全面系统的深化,也是做好党建工作的最好平台和载体。自此,党建工作中抓基础、强本领的“八八部署”,同全局工作的“八八战略”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习书记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要求各级党委形成学习制度,做到学以致用。省委一班人坚持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化,习书记要求要在真学、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做到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他在2003年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八八战略”。后来,他又先后做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生态省建设”等一系列带有纲领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是如何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有哪些特点?

  李金明:习书记刚调来浙江工作时,我是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有一次,我到中央纪委汇报工作时,中央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谈起习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情况时说:“福建有些事情很复杂,但习近平同志很清醒。”他还不停地称赞习书记“过硬”“不简单”。

  在主持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坚定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有力指导了浙江的反腐败斗争。我在担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期间,有较多机会向习书记请示和汇报工作。有一次,我在汇报工作中讲到一些案件,向他反映一个情况:有的同志认为,习书记刚刚到省委工作,有的案件是不是缓一点办?他听到这个话后就严肃地说:“不能因为我初来乍到,该办的就不办了,该抓的就不抓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总之,工作不能停顿。我们就是要做到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

  在后来的反腐败工作讲话中,习书记多次重申“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的观点和要求,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重要指示,有力地指导了省里的纪检监察工作,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深得民心。在他的坚强领导下,浙江省委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与他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反腐败思想。

  党中央史无前例的“打虎、拍蝇、猎狐”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我们党跨过了一个大坎,渡过了一个大险滩,可以说是在和平时期挽救了党。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领导反腐工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习书记对纪委工作十分关心。举两个例子来说吧。其一,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案件,习书记亲自召开会议研究,及时做出指示:“人虽然跑了,案件还要坚决查。”省大案要案协调小组根据习书记的要求,及时组织了有关方面的力量,对杨秀珠进行了立案调查,为后来公安部对杨秀珠发出红色通缉令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二,中央纪委在查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某的案件时,调查组的工作曾一度受到某些干扰。习书记态度坚定地指示:“要坚决按中央纪委的要求办。”及时排除了干扰,有力地支持了纪检监察工作,保证了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严惩了腐败分子。

  二是从制度入手,坚持标本兼治。习书记对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极为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具体研究。他指出,要构建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浙江特色、有较强操作性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法纪约束、测评预警、廉政激励等机制。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把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多项制度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使浙江反腐倡廉的实践成果及时转化为制度资源,从制度上促进和推动了浙江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2003年7月,浙江省委在全国最早出台了反腐倡廉惩防体系文件,走在了全国前列,受到中央纪委的充分肯定。

  三是从教育入手,算好“三笔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道德底线。习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多次谆谆告诫干部:“要慎初、慎独,始终保持清醒。”他说,“高压线”碰不得,“警戒线”闯不得。在运用权力和交往活动中,要仔细算好“三笔账”:一是利益账,坚持正确的利益原则。二是算好法纪账,坚持法纪原则。三是算好良心账,坚持良知原则。这三笔账,划出了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他还要求各级党委、纪委对党员干部“多提醒、多敲警钟、多打招呼”,要做好“咬耳朵、扯袖子”的工作,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最大限度降低了腐败发生率。

  采访组:您2003年1月到省政协工作,对习近平同志关心和领导政协工作的情况十分清楚。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李金明:习书记高度关心政协工作。2004年1月14日,他在听取省政协党组汇报时指出:“最近,我同民主党派座谈中,深切感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还强调,处理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宪法和政协章程为依据,努力把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习书记在领导政协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保证政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书记主持浙江工作期间,鲜明提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几个口子”的重要理念,并在全局工作中进一步规范了党委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关系。习书记曾在多次会议上,就党在政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协工作的作用、指导思想、基本要求、遵循的原则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2004年12月28日,他在省政协常委会上指出:“按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完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几个口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政协党组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要坚持在这样的领导体制下开展工作,主动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切实履行省委赋予的职责。”省政协党组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每年都要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一次或几次工作,自觉接受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和支持,认真领会和贯彻省委的决策意图,切实履行省委赋予的职责。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作为政协中的一个重要界别,也都在认真履行职责中起到应有作用。每年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委员中的中共党员都要专门开会,并成立临时党支部,体现党在政协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二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遵循的原则。根据“八八战略”的具体要求,习书记每年都针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亲自给省政协出题目、交任务,调研课题内容很多,涉及面也很广。比如,2004年1月14日,省委常委会听取省政协党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在认真思考基础上,给省政协提出两个调研题目,即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之所以出这样两个题目,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浙江如何加快推进,这是个难题,需要认真研究;第二个是浙江统筹城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如何进一步深化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也需要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浙江发展中迫切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也是习书记十分关注并且准备重点抓的课题。习书记不仅提出问题,还亲自带领省政协相关课题组的同志进行调研,专门听取课题组汇报,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吸取省政协课题组提出的政策建议。

  在习书记支持鼓励下,省政协履职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我们不仅认真完成省委交办的重大调研任务,还坚持同步跟踪调研与超前研究相结合,在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开展论证性、对策性调研,进一步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还注重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趋势性、前沿性问题和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超前研究,提出针对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比如,2003年,省委交给省政协两个重点调研课题: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加快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省政协常委会坚持从政协特点和优势出发,以提高党委、政府决策采纳率为目的,深入开展调研,较好完成了这两项调研任务。调研成果得到习书记的批示和肯定,一些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同时,省政协还结合当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先天不足”和“成长烦恼”,主动开展包括“山上浙江”“海上浙江”“生态浙江”“人文浙江”等“系列浙江”调研,为省委省政府制定相关战略建言献策。

  我们每年还根据习书记提出的题目,组织政协委员特别是政协常委搞专项集体民主监督。这样一来,打消了个人顾虑,而且声势大、力度大、效果好。2004年9月,习书记在全省政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坚持服务、配合、支持的原则,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政机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他要求从制度上加强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在习书记直接主持下,2004年,省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协履行职能“三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对政协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做出了规定。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加强民主监督交办事项责任追究制,对该办不办的,政协可要求承办单位说明情况;对该办未办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要追究有关承办单位的责任;对抵制或阻挠民主监督甚至打击报复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这样,通过制定“三化”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了民主监督这个薄弱环节,形成了政协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有关方面乐于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局面。此后,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省政协每年都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效果。

  三是扩大团结面,增强凝聚力,把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党的中心工作上来。习书记要求政协要做到凝心聚力,还要察民情、知民意、解民忧,指示政协要充分利用在反映社情民意方面的重要信息渠道作用,使党委政府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为此,省政协还专门设立了民情热线、听证会,群众代表旁听省政协常委会议,在浙江经视频道开设《政协视线》栏目。习书记对省政协听证会的作用做出重要批示:“听证会在扩大民主方面无疑是个方向,广开言路,兼听则明,让老百姓登堂入室,可以了解实情,听到真实的声音。而且,我们政府有的政策,就是通过听证得到了调整,更加符合实际。特别是关乎民生的问题,召开听证会,主动听一听群众的反映,可对制定政策提供一些参考依据。有些问题,老百姓本来就是要反映的,但没有反映的渠道,视情让他们在一定场合反映,有组织地反映,这就是有序地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省政协坚持“围绕核心、服务中心、反映民心、合力同心”发挥作用,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广大群众解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四是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具体指导。习书记对政协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在领导政协工作中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政协工作。同时,对政协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他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及时予以帮助解决,推动了政协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我担任省政协主席的4年多时间里,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密切结合浙江实际,先后下发了4个有关政协工作的文件。在每个文件制定之前,习书记都要求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和实际进行调研,摸清基本情况,总结好的做法,找出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省委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出台文件。

  习书记对一年一度的省政协全体会议高度重视,每次对省政协的工作都做出重要指示,布置重要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在每年政协全体大会闭幕式上,习书记都要发表重要讲话。省政协全体会议期间,他要求省委常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政协小组会议、联组会议,听取委员发言。闭会期间,他多次参加省政协常委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介绍省委重要工作,对政协工作提出要求。

  习书记十分重视政协的自身建设。他要求把省政协真正建设成“学习型、研究型、服务型”组织,更好地为省委的中心工作服务。他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都十分关心和重视,对他们搞好政治交接、思想传承、工作延续和传统发扬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发挥了应有作用。在每次听取省政协党组汇报后的讲话,以及在省政协常委会议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书记都强调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要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他多次指出:“政协是一线,不是二线。”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一起共事近5年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工作作风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李金明:我同习书记共事相处,只有短短5年时间,我受益匪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大力弘扬革命传统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和习书记的接触中,除了工作之外,他多次谈到过红船精神、延安精神、陕甘宁边区、深圳经济特区等。从过去的革命历程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从井冈山说到延安,再说到深圳。大跨度的漫长历史时空,连接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红线,使我受到了深刻的革命精神和改革精神教育。我们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充满了敬仰和热爱,他们永远激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青春,使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习近平同志身上的红色基因和改革创新精神,真正体现了他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引领者和忠诚实践者。2005年6月21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对于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先进性,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心系群众,关注民生,低调务实,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去,接地气、摸实情,调研和指导工作。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还有一片海,是一个山区和海岛为主的省份,习书记特别注重到那些交通不便的山区、矿山、海岛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他去得更多。他联系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淳安县的下姜村,一去就在村里住上几天,走村串户,同群众促膝谈心,深受干部群众的拥戴。我在浙江工作20多年,有些他去过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浙江又是一个台风、水灾、地质灾害频发的省份。灾害发生时,习书记不顾安危和辛劳,常常出现在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他不怕脏累苦险,深入到长广煤矿几百米深的井下,逐个查看采煤工作面,慰问井下工人,使工人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求真务实,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全面推动了浙江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三是教育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工作中有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干部,习书记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一位市里的主要领导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习书记和他谈话时讲到,有的干部特别重视GDP,GDP搞上去了,好像很有成就感,但老百姓不这么看。群众关注更多的是,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安全不安全,环境好不好。我们要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大事。他说,习书记的这段谈话,使他很受教育。其实,习书记在跟我的谈话过程中,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场合,都多次讲过同样内容的话,这对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帮助和教育作用。习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多做铺垫和打基础的工作”,他反复告诫大家“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善作善成,久久为功”,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好人民的公仆。在习书记的谆谆教导下,浙江各级干部成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带头人,使浙江的许多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四是胸怀全局,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时,心系中西部贫困地区,对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对口扶贫工作非常重视。他来浙江工作不久,在百忙中亲自带领各地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到四川省和重庆市指导对口扶贫工作,我作为省政协主席也陪同习近平同志参与了此项活动。我们先后来到了成都市、广元市、南充市、涪陵地区,以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和邓小平的家乡瞻仰和考察,在邓小平和朱德的故居我们还栽种了浙江纪念林。同四川省和重庆市对接了产业扶贫项目,看望了浙商,签约了两省市扶贫合作项目,援建了希望小学,并考察了在那里扶贫的杭州娃哈哈广元和涪陵分公司。在结束川渝扶贫考察之后,我们连夜飞抵湖北宜昌,又考察了长江三峡大坝和库区移民工作,并在武汉签署了800多个浙江同湖北的合作项目,有力支持了湖北的发展,这一举措深受湖北人民的欢迎和赞誉。这种自身资源同外地资源相结合所产生的裂变效应,带动一大批浙江企业纷纷走向全国,支持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给予了雪中送炭的帮助,带动了当地多种行业的发展。同时这种双方资源优势的最佳结合方式,被习近平同志总结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浙江经验,使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同全国多地广泛合作,形成了遍地开花结果的良好态势,助推了脱贫致富工作,促进了共同富裕奔小康的发展步伐。

  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非常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他多次深情地说:“东部地区应该对中西部地区多关心,多支持,多帮助,多交流,我们要携手共同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04年初,河南省一个市的党政考察团来浙江考察乡镇企业,习书记在百忙之中破格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与会同志深受教育,感动不已。在安排河南考察团的行程时,恰好第二天省委要召开乡镇企业会议,习书记还要作重要讲话。我请示后,习书记同意河南考察团的同志旁听大会,帮助他们了解浙江的工作情况。考察团带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当天晚上对习书记的报告讨论到深夜,大家激动不已。考察团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基层干部,他们说:“习书记平易近人,讲话又那么实在中肯,让我们非常感动,这次考察的收获很大,回去得好好地运用到工作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始终严以律己、平易近人。请讲讲您了解的这方面的故事。

  李金明:习书记严以律己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堪称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干部,都深受教育。

  习书记对家人的要求特别严格。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老伴听说彭丽媛同志来杭州探亲,就商量着一起去习书记家看看。当时,习书记不在家,彭丽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交谈中,她讲到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她去那里探亲的艰辛情况。其中就提到,习书记在宁德地委工作时,她去宁德很不方便,从北京乘飞机到福州机场,然后从机场坐大巴到福州市汽车站,再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宁德。有一次,她背了一个大棉被乘坐长途汽车,上下车都很困难,但她知道习书记工作忙,硬是没有给他打电话要求接一下。后来,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她经常要一个人带着女儿奔波于北京与福州两地,这其中的甘苦与艰辛,我们听了很受感动。现在想一想,彭丽媛同志既是一位人民喜爱的艺术家,又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到机场、车站没人接送,自己多次转车,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出行,没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可见,习书记对家人的要求多么严格,彭丽媛同志又是多么朴实律己!

  有一次,习书记的弟弟习远平和我通电话时,我说:“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见过面,到现在快20年没有见面了,欢迎你有机会来杭州聚聚,看看诗画江南。”习远平回答说:“我哥不让我去啊!”2003年,我到深圳参加浙籍港澳同胞联谊会,得知习书记的母亲齐心老人在深圳,我们就去看望她老人家。当时,习书记的姐姐桥桥也在场,我就跟她说:“欢迎你们到浙江走一走,看看浙江的大变化。”她说:“我们也很想去,就是不知道近平让不让去呀。”

  从日常言谈中和不经意的细节里,我们深刻感受到,习书记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习书记和他的家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对广大干部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习书记平易近人,亲和力很强。2007年3月,习书记调上海工作前夕,在交接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他亲临我家看望辞行,我和老伴儿都十分感动。在交谈中,他和我们拉家常,问寒问暖,还亲切地说道:“以后你们老同志到上海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朴实无华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老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之情。他还十分谦虚地说:“我到上海工作要注意些什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到中央工作后,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依然关心和关注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都十分感动和感谢。

  习书记勤政为民的务实作风,严以律己的品格,平易近人的亲和力,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有深切感受。他的领袖风范、政治品格、人格魅力和亲民作风,在浙江大地广为传诵。我深信,他的风范、品质、魅力和作风必将影响和带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为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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