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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更新丨最高检检察员: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不构成犯罪

2018-06-13 09:50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编辑 郑梦莹 曹蔚 向冬雪

【最新消息】

最高检检察员: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不构成犯罪

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该案合议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裴显鼎担任审判长,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张勇健和主审法官罗智勇、司明灯、刘艾涛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石冰、罗灿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张燕清担任法庭记录。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庆东、刘小青、赵景川,助理检察员杨军伟依法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顾雏军的辩护人陈有西、童汉明,姜宝军的辩护人盛冲,张宏的辩护人马振彪,张细汉的辩护人张友学,严友松的辩护人李江、袁军到庭参加诉讼。

2006年9月11日,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30日作出判决,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对其他原审被告人也分别作出相应判决。宣判后,顾雏军等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9月,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2月27日决定提审本案,由第一巡回法庭再审。

庭审开始时,合议庭成员宣读了庭前会议报告、再审决定书等相关材料。在法庭调查阶段,合议庭对原判认定的事实进行了全面审理,组织检辩双方对原判列举的有争议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提交的以及合议庭调取的新证据进行了质证。同时,应检辩双方申请,合议庭通知了相关证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作证、提出意见。

在法庭辩论阶段,检辩双方对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顾雏军等及其辩护人均认为各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依法改判无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尚属行政违法范畴,不构成犯罪;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每年年底通过压货方式进行虚假销售,导致其公开披露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顾雏军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裁判相关部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顾雏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谋取了个人利益,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法庭辩论结束后,各原审被告人分别作了最后陈述。

庭审充分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法庭对待检辩双方始终不偏不倚。针对顾雏军等个别原审被告人及律师在庭审中情绪激动和发言不适当,合议庭进行了适度提醒和训诫。同时,对于辩方提出检察员质证方式存在问题的意见,法官也予以采纳并及时提示。整场庭审虽交锋激烈,但井然有序。

原审被告人亲属、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有关单位代表等旁听了庭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博等渠道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庭审完全公开透明。

本案将择期宣判。

【此前消息】

6月13日,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开庭。

据最高法官微直播消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到庭。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一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宣判后,顾雏军等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9月,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由本院提审本案。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对本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浙江新闻客户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直播实录,选摘了部分庭审内容。

【庭审结束】

审判长 裴显鼎:

这两天的庭审过程中,合议庭对原审认定的事实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不仅对原二审裁定列举的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还对检辩双方提交的新证据以及本庭调取的新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并且分别通知了证人出庭作证、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提供意见,充分保障了原审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对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各原审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本庭已全面听取并记录在案。休庭后,合议庭将依法进行评议。今天的庭审活动到此结束。本案将择期宣判,宣判日期另行公告。

审判长 裴显鼎:

现在休庭。(敲击法槌)

法官助理: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请旁听人员有序退出法庭。

本次庭审中,检辩双方提交的新证据,请及时提交法庭。请检辩双方核对笔录,并签字捺印。

(声明:本直播内容不是法庭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供各位网友参考。)

【最后陈述阶段】

审判长 裴显鼎:

法庭辩论到此结束,现在进入最后陈述阶段。下面由各原审被告人分别进行最后陈述。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即便是公权力的公诉方制造伪证,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只要有肮脏的目的。将来等着他们的不会比我有更好的结果。在党中央依法治国的洪流中,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的精神,所有人无论做什么,党中央看的很清楚,伟大的党不会让一些人胡作非为的。我相信实事求是的判决是彻头彻尾的无罪判决。谢谢最高法院给这次提审的机会。感谢党中央对依法治国的贯彻。谢谢。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

顾雏军带我入主科龙,我查处了很多内部违反公司规定的一些行为,也包括了各个分公司在销售上违背公司章程的一些做法,为此得罪了很多人。每个公司对违反公司有关财务政策的行为都会处罚;每个上市公司中,出现这种事情也都是不可避免的。难道基层发生的违规行为,都要归责到公司管理层吗?希望法庭考虑这个问题。这不应该归咎于高层,这个不可以代表高层的态度。第二点,关于6300万资金的问题。最高检提供的4月25日借给扬州机电书证,写的是:“其他应收款”,这个书证如果不是借款应该怎么解释?我想用我二审上诉的话献给在座的各位。2008年2月5日,我是非常悲愤的,尽管我不得不在寻求公平与正义的道路上继续无奈而又艰难的走下去,但我相信自己是无罪的,我不是无望的,我宁愿在朗朗晴天之下等待一个天黑云散,公平与正义的欢歌,早日为我唱响,为我受屈的同事唱响。谢谢法庭,谢谢各位。

原审被告人 张宏:

我看到了检察官的表态,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相信合议庭会把事情查清。在这,我只想说不要局限于时代,不要局限于一、二审判决,请查请事实,做出公正的判决。

原审被告人 张细汉:

非常感谢最高院给大家庭审的机会,感谢顾雏军执着的申诉,给我带来再审的可能。我被抓了后每天都有一个梦想,每天盼着无罪释放,我开庭时就讲了我的梦想,当庭宣判我无罪,我现在也有这个中国梦,当庭宣判,改判我无罪。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

关于违规披露信息罪,检察员发表了观点,我觉得理解不对,希望合议庭审查。我当庭出个题目。我跟我的马律师,他卖五金,我卖空调,他12月31日买了100台空调,1月才提货。我们都是合法的经营实体,有合同约定,就遵循合同。对这种实体间的合同往来不要加太多的猜测。我觉得遵循会计准则记账就行了。关于检察员说不移库的问题,电商时代,以后会更多的出现不移库的情况,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是不是虚假销售的标准。如果要认定虚假销售,要出司法解释,法不禁止就不违法。我额外请求合议庭对销售的规则,做认真考量,谨慎抉择。我下次要是开个公司请检察员来当cfo,检察员来做这个事情,也会出错的。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

对严友松的陈述我进行补充,不移库是包括现在很多国外公司都是这样做的,其实国外更多的公司是零仓库的,检察院以封仓、不移库作为虚假销售的标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减少成本、很便捷的一种方式。我最后的陈述是:13年来,我日思夜想等到今天的到来,这个事件给我和家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影响,摧毁了我的专业前途。我有一度对司法感到非常绝望,我本来可以取保候审,但偏偏要关我两年半。但今天能从检察院拿到一个无罪的结论,我是感受到了一丝阳光,感受到了党中央的温暖、政府的温暖。感谢党中央英明的决定。第二个,我还要感谢我的家庭给我多年的包容。

原审被告人 刘科:

对于仓库保管协议,我认为货物移仓是严格按照客户的意志,并不按照保管协议,移仓不是风险和报酬的转移要件。最后我谈谈感想,我和同事一样盼望公平和正义很多年,我履行企业员工、管理员管理干部的职责,工作兢兢业业,不曾通过不当方式获利。2005年的事件给我的职业生涯很大污点,在2008年出狱后,我本人没有超过三个月的长期工作,社保都没买过。唯一买的社保是我要公民转入自己掏出钱买了六个月的社保。这个事情给我的影响作为男人我要承受,但我的妻小要承受异样眼光,生计也受到影响。今天得到一个带有证据不足但是判决无罪的希望,我有些高兴,因为这个污点还在我身上,我的无罪只是因为证据不足而已,恳请审判长、审判员认真作出决定,给我一个真正的正义。表达完毕。

【第二轮法庭辩论】

审判长 裴显鼎:

第一轮法庭辩论结束,从检辩双方发表的意见看,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事实,检辩双方均认为不构成犯罪,但辩方认为虚报注册资本事实不存在;检方认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追究刑事责任。2.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辩方认为没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构成犯罪;检方虽然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危害后果,可以无罪处理,但认为科龙电器提供的2002年至2004年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关于挪用资金的第一起事实,辩方认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时,从科龙电器、江西科龙调用资金的事实存在,但属于科龙系公司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欠款,不属于挪用资金,不构成犯罪;检方认为顾雏军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裁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4.关于挪用资金的第二起事实,辩方认为涉案的6300万元资金系扬州格林柯尔向扬州机电的借款,不属于挪用资金,不构成犯罪;检方认为认为顾雏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谋取了个人利益,该笔挪用行为不应按犯罪处理。

审判长 裴显鼎:

现在进行第二轮法庭辩论,请检辩双方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发言。已经说明的问题,可以不再重复。各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请你们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我的律师先讲。

辩护人 陈有西:

认真听取了检察员的陈述意见。我们申诉的虚报注册资本和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最高检认定不构成犯罪,支持了我们,我们表示感谢,但是保留了尾巴,我们不能同意。第一个罪名,最高检认为适用法律不当,公司法已经修改,我们完全同意。虚报注册资本检方认为危害不大,我们认为没有危害,是增强社会偿付能力和企业资信。这个罪名不能保留任何的尾巴。

第二个罪名,最高检以没有证据证明损失为由可以认为无罪,但是认为顾雏军及其他人进行了虚假披露,为证监会的违法行政留下了尾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信息披露上科龙没有任何隐瞒。披露是德勤会计所的责任,德勤会计所独立做出审计财务报告,应当独立承担责任。科龙公司只是依据其提供的四个方案来选择,说明会计所完全了解科龙的真实情况。在这个前提下,顾雏军选择D方案要求切除5.7亿销售水份,说明了科龙要求的是真实披露,没有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证监会的立案是错误行政,应当承担责任,最高检不必为证监会背书。

第三个罪名,最高检认为2.9亿是构成犯罪,6300万没有构成犯罪。关于6300万,检方认为这部分没有用于个人目的,不认定挪用资金罪,我们同意。6300万是两笔钱打出去,完全没有个人使用,不认定犯罪是可以确认的。关于2.9亿,第一是定性的法律逻辑。二审裁定的一个观点非常重要,顾雏军的资产处分的都是企业资产,而不是个人资产。通过公司设立,个人资产已经是企业的资产。科龙与格林柯尔是独立法人,其资金不能认定为顾雏军的个人资产。这点检方和原审都是对的。但是原审的评判是两种标准,差别待遇。对于格林柯尔借科龙资金是企业用款。科龙归还、调用给格林柯尔的,就认为是个人用于注册公司获取股权,否定了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揭开了公司的面纱。将企业拆借归还认定为个人挪用。实际上顾雏军持有格林公司100%股权。开曼群岛的公司也是100%持股。他组建格林柯尔是他和父亲持股,他调动格林柯尔的资金不需要开股东会。要注意的是科龙虽然有其他的股东,但科龙系也是顾雏军绝对控股,因为他投入了4.8亿元流动资金的借款。毕马威报告查明科龙对格林柯尔的欠款是3.62亿,因为5千万以下的没有统计进去,4.8亿变成了3.62亿。毕马威公告经过昨日的质证是有效的。现在是2.93亿债权,据此顾雏军拿这份钱,可以完全收回自己的债权,这还未计算他作为大股东应得的分红。他根本没有必要挪用科龙的资金,实际上科龙在顾雏军接手前完全亏损,没有资金可以挪用。从科龙要回2.9亿是顾雏军合法的收回债权的行为。

我还有五六点意见,但是讲起来的太长,我就讲一点,如果认为是挪用,挪用了几天,分别是三天和五天就无息归还。顾雏军这么长期的贡献,调取三天就认定挪用2.9亿资金吗?我认为顾雏军是没有设防火墙的,认为自己是资本运作高手。他原本可以每年堂堂正正的收回这个钱,但是他不了解中国法律。如果这样吹毛求疵的对待拥有五家上司公司的企业家,那是不合适的,应当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

审判长 裴显鼎:

现在由原审被告人发表第二轮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我申请贾春旺作为证人出庭,最后由于最高检几位办案检察官的反对,未能出庭。贾春旺在2005年对本案的观点是立案动机不纯,不符合立案条件,本案证据不全不起诉受理。到现在为止,我知道贾检还是维持他原来的看法。我认为检察员的观点是倒退的,2005年检察院就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检察院应当保护产权。我上次就说现在的检察员并不能代表检察院的精神。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我提醒你,现在是法庭辩论的第二轮,意思是你听了检察员的第一轮发言后,有针对性的进行答辩,而不是就本庭开庭以来,甚至在庭前会议就已经解决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发表意见。现在又讲某某人持什么观点,今天的庭审我们都是图文直播,本庭提醒你注意你的陈述。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我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那我现在还是回到法庭的辩论程序上。首先,虚报注册资本罪是为了构陷我,为了要把公司的营业执照吊销,让股权回到贪官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罪名非常荒谬完全不能成立。我的两位律师也说的很清楚。检方到现在只是原文宣读了一审判决书的相关内容,在这基础上稍作改变,他们仿佛还在2008年一审判决的状态。我以为他们会改变他们的观点,对现在的情况理解的更深刻,没想到他们的观点与一审判决书基本无差别。

第二,对压货销售是虚假销售,绝对不认可。我认为压货销售不是虚假销售。要是认定压货销售是虚假销售,那么对整个社会的销售情况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所有家电公司都是这样的销售模式,无论家电、服装、汽车,都存在压货销售的情形。这是中国主要的销售方式。对最高检审监庭的观点,我本人感到非常的失望。这种意见比2005年还退步。该观点一旦出去,完全是吓唬民营制造企业,丝毫没有考虑到可能造成的影响。希望最高法本着客观、公正和罪刑法定的原则,驳回检方这个意见。我相信最高法院会把加到我们头上、没有证据的罪名给拿掉。这个案子不应该成为张文中案件的阴影,三个案件中我跟张文中的案子都是最高法提审的,希望这个案子重新审视检察官的意见。昨天庭审结束,我十二点回去,有很多人表达对我的担忧。因为庭审图文直播出去,看到检方还采用了一审的态度,和他们之前张文中案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用完全站不住的理由和证据。今天早上我五点半就醒了,我跟熟悉关心这个案件的人打电话,虽然现在没有收到最高法的判决,但从最高检昨天的态度和观点,我认为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挪用资金罪是强行判决,二审维持该项罪名。原来一、二审都不敢调取相关证据,感谢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调取了毕马威报告。

明确的说,我欠格林柯尔的欠款已经结清。在这么明显的基础上,最高检仍然是这种态度,仍然认定 2.9亿属于挪用,还搞不清楚科龙欠我多少钱。2002年报表销售是47多亿,2003比2002增加了40%,科龙需要的资金会有爆发性的增长。科龙还给我们1.4亿,这个报告是广东省证监局作出来的,报告是广东省证监局出具的,这个报告做出的人是我举报的人,所以这个报告肯定对我是不利的。那根据我现在不完全的推论,科龙至少欠我4.87亿元,至少比2.9亿元要大。在没有弄清楚2.9亿元的流向的情况下,只能疑罪从无。至少在审计报告出具之前,科龙是欠我的钱。科龙还我钱的时候,他们却认为科龙不欠我的钱,对此不认可。这笔资金就是借款,不是挪用资金。24.26亿的证据上是没有问题。只还了21.9亿。这样让中国企业家寒心,让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党、国家领导人寒心。我们找过王大庆,王大庆当时做了叙述。公安部调查的时候做了指示,所以没有王大庆出庭作证。我是一直要求王大庆把借款拿出来……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可以了,不要说故事了,你今天表达过了,时间很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你就表达你的观点,你刚刚作了很好建议,由律师先陈述。到你个人陈述的时候,陈述的观点都是已经重复了好几遍的。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在没有生效协议的情况下,王大庆怎么可能先付款,在4月24日付款给格林柯尔……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有没有听明白检方的观点?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听明白了。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再次提醒你,现在是第二轮辩论,你应当根据检方的观点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我要我的法庭辩论完整,再表达一下:两个付款通知书,我相信他们开始制作伪证意见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罪名。因为昨天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解释,我仍然认为是伪证。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关于这个情况检察员已经明确不构成犯罪,你再重复这个观点是否有意义?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检察员现在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原来有这个意思。我不能认同。  

检察员:

向法庭请示,辩论还是按照被告人顺序进行,但是我想针对顾雏军的申请做一个说明。

审判长 裴显鼎:

检察员发言。

检察员:

被告人顾雏军申请贾春旺同志出庭作证,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主要理由是:第一,贾春旺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即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有关机关做出陈述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是指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犯罪行为发生,或者亲眼看见到、亲耳听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对案情的叙述等,因而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很显然贾春旺不是本案的证人。第二,顾雏军之前也有反映过类似情况。经我们调取查阅档案材料,最高检党组会、检委会均未开过相关会议讨论顾雏军案件,贾春旺同志也明确表示,没有讲过顾雏军所述的内容,也没有表达过愿意出庭的意愿,更没有哪位中央领导对其作出说明,或说过愿意出庭作证的意思。申请法庭依法驳回顾雏军的申请。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不按照法庭的组织,在辩论阶段提出了已经在庭前解决的申请贾春旺出庭的请求。鉴于顾雏军提出作证请求超出辩论阶段的审理范围,检察员做了说明,请法庭记录在案。

审判长 裴显鼎:

检察员,请发表意见。
检察员 刘小青:
下面检察员就虚报注册资本罪发表意见。公司登记包括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申请公司变更登记中如果符合刑法第158条规定的条件,是可以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本案中,股权比例变更只是手段,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出资额、货币资金出资额均已发生了变化。变更后的股东天津格林柯尔,应以现金实交出资的9.6亿元,其中有6.6亿元现金出资,仅仅是个虚报的数字。这对注册资本总额已产生了实质影响。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已经不是实实在在,真实出资到位的12亿元。关于6.6亿元转入资本公积金问题,顾雏军的辩护人反复强调无形资产的余额6.6亿元转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没有从公司的实际资本总额中抽走。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6.6亿。在这里我想提醒合议庭注意的是,这个资本公积金和注册资本不是一个概念。顾雏军以无形资产出资9亿元,但作为注册资本的只有2.4亿,其余6.6亿元已经退出,转入资本公积金,6.6亿元应该由天津格林柯尔以现金出资来置换。但事实上,天津格林柯尔的货币资金没有实缴到位,只是一个虚假数字。还想谈一下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问题。虽然广东格林柯尔2004年被批准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2002年顺德格林柯尔通过广东省高新技术认定。一方面,本案的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发生在2002年5月,彼时顺德格林柯尔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不符合企业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比例可不受20%限制的规定。按照行为时公司法的规定,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出资的比例高达75%。在此过程中,顾雏军等人实施了弄虚作假,隐瞒事实、虚报注册资本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另一方面,2005年7月顾雏军等人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在此期间,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提高到了70%,2004年广东省广东格林柯尔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我们认为该公司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根据优先适用有利于当事人法律的原则,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仍属违法,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所以本罪应予改判。

审判长 裴显鼎:

请第二位检察员发表意见。

检察员 赵景川:

下面就第二个罪名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通过昨天的质证,特别是PPT的展示,虚假销售协议包括其它票据流转过程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客观展示科龙电器压货虚假销售,他的报表虚假性事实没有问题,但是在刚才的两轮辩论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多次提到压货销售不是虚假销售。关于压货销售,检察员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且咨询了有关专业部门和业务专家,在家电制造行业确实客观存在压货行为。从市场角度分析,压货销售可以占用经销商的资金,可以压在经销商的仓库,而不是制造商自己的仓库,压货产品应该在第二年销售出去,一般有问题才能退回,不能想退就退。对于这种正常的压货销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可以确定为收入。但是科龙电器2002年到2004年年底进行的压货销售,进行开单开票、但是不出仓库,而且第二年大部分进行退货处理,也就是开出了销售发票,但是货物没有出库,或者只是在科龙公司之间的仓库转移,没有签署保管合同。第二年做无理由退货处理,所以科龙电器的压货销售收入不能确认为当期收入,而且证据还清晰的证明科龙电器进行的所谓压货销售只是账面交易,在经销商那边走账,没有实际的货物交易,动机是增加当年的销售收入。因此从表面上看科龙电器符合压货销售,但只是具备完成销售的形式要件,没有实际完成本年度的货物销售,因此根据形式大于实质原则,不能确定为实际收入。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主张,客户采取压货销售模式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当前制造业普遍采取的销售模式,没有事实根据。行业专家认为,该销售模式并不是行业内认可的压货销售模式。检察员认为,对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行为的认定是定性评判。本案中,科龙电器2002年到2004年通过压货销售虚增利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即使数额不能认定,也不影响对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行为性质的认定,原生效裁判对这项事实的认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有需要回应的问题,1、简单回应刚才严友松提到科龙电器经营业绩良好,所以不可能进行虚假销售的意见。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的经营状况是否好坏,和科龙电器是否实施虚假销售与实际利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案件事实成立与否应该用证据来支持。2、严友松提交的一系列年度报告,据检察员的调查,除了2003年之外,所有年份科龙年报都出具了保留意见,公信力存在问题。3、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的收入是否认定为虚假销售,必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相关规定来认定,原审被告人提出科龙电器经营状况很好,不存在压货销售,这个结论不成立。

审判长 裴显鼎:

第三位检察员发表意见。

检察员 杨军伟:

结合刚才辩护人以及被告人的辩护意见,现就挪用2.9亿元资金的事实发表5点意见。

第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顾雏军在涉案以后,为了认真回应申诉人的申诉主张,依法维护申诉人的申诉权利,切实保障司法的公平正义,对原审裁判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并对原审办案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听取了原审被告人的意见,调取了新的证据。特别是在调查复核了申诉人是否构成挪用上市公司2.9亿元归个人使用的犯罪事实中,对原审被告人将该笔资金从科龙公司到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所相关的四个银行、六个公司、11个银行账户,40笔资金划拨的全部银行分户账及银行票据凭证进行了逐一的核实。鉴于庭审的时间和效率,检察院不详细宣读证据的内容。综合全案的证据,根据原审被告人张宏、姜宝军的供述,证人林科、翟小明、金立民、高国平、曲朝霞等证人的证人证言以及相关银行工作人员的证言,相关单位的证明,相关银行分户账、银行票据,记账凭证、收款情况说明等书证,完全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形成非常严密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顾雏军为了成立其个人名下的扬州格林柯尔公司,在未经科龙董事会同意,且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使张宏等人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顾雏军和张宏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72条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原审裁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第二,关于辩护人提到的原审鉴定结论被排除的问题。检察员只谈一点看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是鉴定结论还是鉴定意见,都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而且鉴定结论只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作出结论,而不是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和普通的事实问题作出结论。从本案来看,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是根据全案的证据情况,根据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第三点,关于本案的资金线路图。在发表意见之前,我引用一下昨天陈有西律师在庭审上发表的一段话,证明案件的证据不是靠口供要看合同,要看进账单,看票据凭证。本案书证有承兑汇票、有银行票据,司法人员无权否定。检方认为,不仅是司法人员无权否定,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关于这一点,本案的资金线路图是原审裁判已经认定的。资金线路图就可以清晰客观全面的再现2.9亿元的完整资金流向,证明了2003年6月17日至6月20日三天内,9亿元从科龙电器以及江西科龙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的全过程。检察员需要强调一点,验资账户,顾名思义,就是公司成立前用于注册验资的账户。因此在扬州格林柯尔成立之前,验资账户的资金实际就是顾雏军的个人资金,这是本案认定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也是本案区别于其他案件的关键。并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如果2.9亿元如辩护人所说,是科龙公司为了归还格林柯尔的借款,用得着在短短的30天之内开设多个异地临时账户,涉及四个银行,六个公司,11个账户,分40笔转账资金来实现一笔资金的来往吗?而且在案的证人证言、公司证明等证据证实。这些公司之间的划款,没有业务往来,没有真实的贸易背景,没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没有决议公告,而且划款之后也不作入账处理,难道这也仅仅是为了归还借款吗?尽管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变化,可以在承认了以后否认,但是银行的票据不会造假,银行的转账不会造假,银行流水反映的资金流向更不会造假。无论被告人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将上市公司科龙的2.9亿元之巨的资金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个人验资账户的事实和经过不容置疑。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样的限制不仅是对上市公司内其他的股东负责,也是对股民负责,也是对社会公众负责,更是对上市公司本身负责。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从科龙电器的公司章程来看,从顾雏军本人以及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来看,从科龙公司的独立董事的证言以及相关公司的情况说明书等书证来看,均可以证实,无论是谁,哪怕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哪怕是公司的董事长,都没有权利擅自动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本案中2.9亿元资金的流向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检察员 杨军伟:

第四点,关于资金回路的问题。首先,根据我国刑法第272条的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只要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即构成挪用资金罪。如果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无论被挪用的资金是否归还,不影响该罪名的认定。其次,从本案来看,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挪用资金的回路。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后,张宏根据顾雏军的指示安排金立民、翟小明、高国平周建等人于2003年6月20日至6月25日从扬州格林柯尔的基本账户余额8亿元内分11笔转出了6.9806亿元到企业后,天津格林柯尔的账户余额是7.0107元,转到江西格林柯尔,并由该账户归还科龙电器、深圳格林柯尔归还招商银行南昌市叠山路支行、中行扬州市分行的贷款;并且在扬州格林柯尔成立的当天,顾雏军、张宏等人就将扬州格林柯尔电子账户的资金绝大部分转出,用于归还借款或者银行贷款,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抽逃出资。但鉴于原审裁判对该行为未予认定,未做法律评价,因此我们也不针对这个发表意见。
第五点,关于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效力的问题。检察员只宣读顾雏军本人关于天津董事会决议的说明。顾雏军本人于2006年4月28日关于天津格林柯尔代其出资7亿元的董事会决议写到,实际上我没有见过、我也没有签过此文件。关于天津格林柯尔代顾善鸿出资1亿元的董事会决议顾雏军写到,此件我没有见过,此签字也不是我的签字,我的签字没有上面的一点。检察院第二轮检察意见暂时发表完毕。

检察员 刘小青:

我再补充一点意见,就关于六千三百万的提法,我不想再做过多的论述。通过我们对在案证据的全面审查,以及法庭调查阶段我们展示的证据,并申请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我们认为原审生效裁判认定的该项事实是清楚的,只是鉴于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6300万元转到扬州格林柯尔以后,顾雏军等人用于牟取个人利益,根据相关的立法解释规定,所以检察机关认为不应按照犯罪处理。

【就原审裁判认定的三宗罪,逐一进行阐述】

审判长 裴显鼎:

检察员,请发表意见。

检察员: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款之规定,我们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代表本院,出席法庭,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现针对本案证据、案件情况和原审人民法院裁判发表以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再审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专门的办案组,依法对本案同步进行审查。其间,办案组全面审查原案卷宗,会见并听取申诉人及同案原审被告人意见,复核相关证据,向原案承办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就专业问题咨询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经反复研究,形成审查意见。下面,就原审裁判认定的三宗罪,逐一进行阐述。

检察员: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

审查认定的事实:2001年5月,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龙电器)的法人股,欲设立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人民币的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顺德格林柯尔)。经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出具担保函,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在未评估、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顺德格林柯尔的股权情况为:股东顾雏军以货币出资1.8亿元、以无形资产出资9亿元,共10.8亿元,占出资额的90%;股东顾善鸿(顾雏军之父)以货币出资1.2亿元,占出资额的10%。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其中无形资产9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75%,货币资金3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25%。

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构成不符合当时《公司法》第24条关于无形资产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的规定,顺德市工商部门不予年检。为降低无形资产比例,同年5月14日,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将来自科龙电器的1.87亿元,在顺德容桂农村信用社通过在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帐户之间四次来回转账的形式,取得了以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共计6.6亿元为名义的进帐单,然后又于当天将1.87亿元转回科龙电器。由于对账单上没有形成余额,不符合验资要求,被告人顾雏军签署了一份关于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预付货款6.6亿元的虚假的《供货协议书》,被告人刘义忠将其交给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同年12月23日,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顺德格林柯尔的股权情况为:股东顾雏军以无形资产出资2.4亿元,占出资额的20%,股东天津格林柯尔以货币出资9.6亿元,占出资额的80%。

经审查认为,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及注册资本构成方面确有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况,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顾雏军等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尚属行政违法范畴,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不构成犯罪。原审裁判在定罪的同时,在量刑上酌情作出从轻处罚,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具体理由是:

1.国家法律有了新规定。顾雏军等人因涉嫌犯罪于2005年7月被立案侦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10月27日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提高至70%。也就是说,按照《公司法》的新规定,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比例只超出标准的5%,其社会危害性明显降低,已经属于可行政处罚的范畴。

2.广东省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2003年以后,广东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其中规定,成立高新技术企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可以突破20%。顺德格林柯尔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后,于2004年5月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3.被置换的无形资产转入了公司资本公积金。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退出的无形资产余额6.6亿元被列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没有从公司的实际资本总额中抽走。

综上,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但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结合国家相关法律的变化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精神,加以综合考量。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员: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审查认定的事实:1999年7月,科龙电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亏损,科龙电器被戴上“ST”帽子,存在退市风险。2001年10月,顺德格林柯尔开始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并于2002年4月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顾雏军出任董事长。为摘掉“ST”帽子,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通过开单开票压货销售等方式,夸大经营业绩,虚增当年利润,并列入年度财会报告。为操作压货销售,2003年11月,顾雏军还指示成立了合肥市维希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电器有限公司(简称武汉长荣公司)。

根据公开披露的年度财会报告,科龙电器2002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878,257,017元,净利润101,276,990元;2003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168,109,963元,净利润202,180,248元;200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436,403,435元,净利润–64,160,206元。

经审查认为,原审裁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的2002年至2004年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原审裁判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顾雏军等人定罪处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鉴于认定损害后果部分的事实无法查清,证据不足,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具体理由是:

(一)科龙电器的压货销售行为导致其提供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

一是科龙电器实施了压货销售行为。在案大量书证和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证实,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每年年底通过开单开票压货方式进行虚假销售。在案证据还证实,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是根据顾雏军的要求成立,两个公司的注册资金由江西科龙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科龙)提供,财务人员由科龙电器总部委派,成立以来开展的实际业务主要是接受科龙电器压货。

二是科龙电器将压货销售收入列入了年度财会报告。在案书证和原审被告人的供述、科龙电器财务人员提供的证言证实,科龙电器已将压货销售收入确认为年度财会报告的主营业务收入。顾雏军对此供述:“只要当年压出去的货没有在当年年底退回来,就算做当年的销售收入,并体现在科龙公司年报中。”

三是科龙电器提供了虚假的年度财会报告。科龙电器进行压货销售,虽开出销售出库单或者销售发票,但货物只封仓不出库,并未实际转移给购货方,并且第二年非因质量原因大部分在账面上予以退回,只具备完成销售的形式要件,货物的主要风险和继续管理权并没有转移,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亦未能实现。科龙电器确认压货销售收入,违反了财政部1999年《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第5条和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第85条的规定。科龙电器将该项收入列入年度财会报告并对外公开披露,导致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

(二)原审裁判认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根据1997年刑法第161条规定,本罪属于结果犯,必须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才构成犯罪。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本罪追诉标准的规定,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被终止上市交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应予追诉。本案中,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消息披露后,公司股票出现明显波动,但未出现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多次停牌的情形。原审用以证明造成损害后果达到50万元的证据中,股民陈焕平、陈艳桃提供的证言因程序瑕疵应不予采信;股民张黎丽因未在其间卖出股票,其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难以确定;股民陈永康提供的证言未经一审法庭举证、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案证据不能证实股民的具体损失数额,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规定的追诉标准。

综上,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每年年底通过压货方式进行虚假销售,导致其公开披露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证明科龙电器行为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证据不足。本案系因原审被告人申诉启动的再审案件,认定案件事实应主要立足于原审已经在案的证据,虽然本案再审过程中,检察机关收集了能够间接证明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但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从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剥夺了股东和社会公众对科龙电器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给股民以错误诱导,扰乱了正常的证券管理秩序,虽因在案证据原因导致确切损害后果不能认定,检察机关建议不追究顾雏军等人的刑事责任,并不是说顾雏军等人不需要承担其他法律责任。对科龙电器和顾雏军等人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已于2006年6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且,国务院最终裁决维持了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检察员:

三、关于挪用资金罪

本宗罪共涉及两笔挪用资金行为,分别阐述如下:

(一)关于挪用科龙系公司2.9亿元资金的行为

审查认定的事实: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州亚星,该公司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决定在扬州注册成立一家自然人性质的扬州格林柯尔公司,公司的股东为顾雏军及其父顾善鸿,其中顾雏军出资9亿元,顾善鸿出资1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顾雏军;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形资产2亿元,现金出资8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为了筹集8亿元人民币现金注册资本,顾雏军在未经科龙公司董事会讨论,并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姜宝军等人调动科龙电器2.5亿元资金,指示张宏调动江西科龙0.4亿元银行贷款,指示张细汉从深圳格林柯尔筹款1亿余元,并指示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市中国银行贷款约4亿元。与此同时,张宏根据顾雏军的指示,以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为操作平台,具体负责以上8亿元资金的调拨,从而完成扬州格林柯尔的注册验资。其中,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资金共计2.9亿元。

根据刑法第272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构成挪用资金罪。经审查认为,顾雏军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完全符合上述规定。原审裁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具体理由是:

1.原案证据能够证实顾雏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顾雏军指使张宏等人挪用科龙公司2.9亿元用于顾雏军和父亲顾善鸿以个人名义注册扬州格林柯尔,该款实际上是被挪用作为顾雏军个人的出资款,实际使用人就是顾雏军个人,符合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犯罪构成。上述犯罪事实,有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的供述,林科、高国平、翟小明、金立民、周健等人的证言以及相关银行票据、记账凭证、涉案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2.顾雏军指使张宏等人挪用科龙公司2.9亿元用于注册扬州格林柯尔,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申报注册资本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成立公司、企业进行营利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挪用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企业注册资本验资证明的,应当认定为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本案中,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情形,且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3.挪用资金目的的正当性不能否定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从本案来看,顾雏军挪用2.9亿元资金的目的是为了注册扬州格林柯尔,进而收购扬州亚星,其目的具有正当性。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一般都是指进行合法的营利活动,不包括非法的营利活动,因为刑法已经对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和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分别作出了规定,这就表明,行为目的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挪用资金行为性质的认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诚信经济,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应当进行严格规范管理,顾雏军等人随意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关于挪用扬州亚星6300万元资金的行为

审查认定的事实:2005年4月,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时任扬州亚星法定代表人)指派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时任扬州亚星董事)向扬州相关企业短期拆借6300万元,用以偿还格林柯尔公司的到期银行贷款。根据顾雏军指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州机电)借款,但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大庆拒绝。其后,姜宝军和王大庆商议,如果扬州亚星向扬州机电出具指定付款的《付款通知书》及收款后的结算收据,扬州机电可以将本应支付给扬州亚星的股权转让款和部分投资分红共计6300万元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银行账户。姜宝军就此请示顾雏军,顾雏军表示同意。姜宝军根据顾雏军指示,在未经扬州亚星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擅自以扬州亚星的名义起草了《付款通知书》并交给了王大庆。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将6300万元划到扬州格林柯尔银行账户。转款后,扬州机电收到了扬州亚星两张金额分别为300万元和6000万元的结算收据。

2005年4月26日和27日,该6300万元从扬州格林柯尔账户被分别转入江苏格林柯尔和江西格林柯尔,用于归还贷款和借款。

经审查认为,顾雏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原审裁判直接适用1998年的司法解释,而未适用2002年的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谋取个人利益,该笔挪用行为不应按犯罪处理。具体理由是:

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姜宝军将扬州机电本应支付给扬州亚星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和300万元投资分红,转到了扬州格林柯尔。对该行为的评判涉及如何理解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1998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参照这一司法解释,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是能够认定为挪用资金罪的。但是,此后出台的立法解释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规定。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根据上述立法解释的精神,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不能只根据使用资金单位的性质加以评判,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具有谋取个人利益这一要件。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顾雏军等人在挪用该笔资金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从疑罪从无的原则出发,对该笔事实不应按犯罪处理。

上述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顾雏军的辩护人陈有西发言】

京衡律师事务所接受顾雏军的委托,指派陈有西律师,担任再审阶段的刑事辩护人。同童汉明一起,参加再审程序为顾雏军原判三罪进行无罪辩护,阐明律师意见。

顾雏军案是有国内外影响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标志性意义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被错判追究的典型冤案。

经过我们长达六年的审阅原案卷证据和进行补充调查,认真甄别研究,认为确系错案。顾雏军从2012年出狱后,就一直喊冤,要求再审。现在,终于在中央明确提出保护合法产权的精神、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后不久,作为最高法院直接决定再审的三大案件,正式进入再审程序。

我们希望这次贵院的再审,能够排除原判的影响,实事求是地查清真相,还本案以本来面目,正本清源,果断地宣判顾雏军无罪。

我们的具体辩护意见,在我们为顾雏军研究代书的《刑事申诉书》中,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法庭也已经事先充分研究审查,认为原判确有错误,决定再审。我们除坚持《申诉书》中已经阐明的事实、证据和法理分析观点外,再从律师当庭辩护角度,详细向合议庭陈述无罪辩护意见。

三、原审认定证据确有错误,应当依法改判

1、22份公安鉴定证据法院已经认定全部无效

2、股民的经济损失的证言已经被法院认定违法无效

3、扬州机电公司经理王大庆的证言没有全面提交法庭,将借款合同的情节隐瞒,说成是股权款被顾雏军挪用,不能采信,原判采信的扬州机电公司经理王大庆的证言没有全面提交法庭,提交法庭的陈述虚假、将6300万借款说成是股权转让款和分红款,从而说成是顾雏军挪用的。原审法院没有调取前两次证言。从后证的笔录中的这句“今天继续就有关问题依法询问”可以看出,应当调取。

另外,《付款通知书》如果没有指令人扬州亚星客车股份公司的盖章和顾雏军的签字,不可能依此支付6300万。系明显事后伪造。(证据十四)《借款协议书》是真实存在的法律文件,证明了6300万实为借款。(证据十五)而不是挪用。客观证据的效力,虚假证言不能对抗。

因此,根据以上十五项新出现的事实证据,和原审已经确认无效却被实质采用为有罪的证据,都能够全面地证明本案的事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案冤案。再审法院应在该新证据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从证监会查案罪名、到公安侦查罪名、再到检察院罪名的变迁,就可以看出全案的不实虚假和有关部门故意构陷的真相。起于诬告,成于罗织,是导致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系五个上市公司被查处、整垮的基本过程。其性质是十分恶劣的。

现辩护人针对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罪,进行具体的辩护。

(一)虚报注册资本罪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顾雏军不构成犯罪,刚刚阐述过。

1.从行为事实经过来看,开办和变更时注册资本都足额到位。

原先的顺德发现自己可能亏损20多亿,又想继续盈利,政府让顾雏军进行收购,很多手续顾雏军派人办理,这次注册在政府的指挥下。现在被指控的到第二次注册,另外的6.6亿才出现天津格林柯尔购买顺德格林科尔。无论债权还是验资的行为。无非6.6亿是现货交付还是期货交付。昨天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就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科尔能否在短短的时间内生产6亿的制冷剂问题,张说了,深圳市场一年的市场就是2个亿,他的生产能力有多大。现在政府机关行政部门认为可以,检察机关认为不行,所以虚报资本的具体辩护不再展开辩护。

2. 原审认定的事实,即可以证明顾雏军无罪。

3.顾雏军主观上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客观上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结果。

(二)顾雏军和科龙公司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真实,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原审认定罪名顾雏军和科龙公司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真实,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法院判决的错误要点,我已经向法庭做出了陈述,压货销售不违反现行的法律规定,而且是制造业等行业普遍采取的销售模式,更非虚假销售。科龙电器的压货销售均有真实的合同、销售收入都已经到账,承兑汇票持有人和支配人都已经是科龙公司,商品提单已经交付,物权已经转移。压货销售是家电全行业的销售惯例,是为了某个品牌和企业产品提前抢占市场。本来就是科龙公司与经销商之间正常的经营活动,是得到经销商许可,并签订相应的购销合同的,这是典型的销售,已经真实发生的法律事实。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顾雏军主管经营期间,整顿了销售队伍,不但没有扩大压货销售,反而是大大减少了压货销售,压货销售率由25%降低到8%。顾雏军在公司大会上明确要求,必须将压货销售后的退货比例降到10%以下。2001年,压货销售中退货的数量是6亿多,达总销售的15-20%;2002年,压货销售中在来年的退货数量,下降到3亿多,到了销售额的10%以下,并且每年的数据在的德勤所年报当中都有披露。对压货销售收入确认,是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审计机构的专业意见,并非科龙电器出具。顾雏军从未干预过会计师行做账和审计。没有股民的损失。二审法院凭三名证人证言认定股民利益遭受损失,缺乏说服力和证据支持。科龙电器股价的下跌,根本不是虚假业绩导致的,与科龙电器是否虚假财务报告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因是遭受证监会的立案调查。证监会仓促对科龙电器进行立案调查,并同时移交公安部门,该行为直接导致了科龙电器股票价格的下跌。恰恰是证监会听信诬告的不负责任的乱立案,才导致科龙电器声誉严重受损,股价狂跌,供应商不敢供货,银行全面抽贷,一下陷入倒闭困境。这个因果关系十分清楚。

(三)顾雏军等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顾雏军是在国外完成资本积累,携带1.7亿美元回国创业的。其个人根本不缺钱。因此,认定他个人挪用资金的基础背景就不存在。科龙和格林柯尔一直没有分红,顾雏军没有拿过公司一次红利,也没有向国外汇出一分钱。除了创业,他个人没有挪用资金的任何动机。他合法可以分红的钱都没有拿。

为了发展事业,格林柯尔和科龙系各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调动,都是为了拯救科龙公司在顾雏军接管时的财务困境(累计亏损近20亿),以及科龙公司其后业务的高速发展。手续都是由财务人员审查经办,符合上市公司的财务规则。顾雏军没有指使、没有自己实施为自己个人、为亲友、为其他私人挪用过一分资金。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基本事实,有利于对本案情节的大的把握判断。为了组织顾雏军的罪名,原公安、检察机关组织了挪用资金3亿多的不实的错误指控。原一、二审法院审理中,都一一鉴别,已经实事求是审核,排除了五笔3亿多。但对同样性质的其中两笔, 2.9亿元、6300万元,却作了错误认定。这明显是受侦查、公诉权以及顾雏军所举报的个别人的不当影响,不敢坚持原则,彻底纠正,秉公判决。而是留个尾巴,给他们办错案寻找台阶下。

本案所涉的两笔资金往来,原审法院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查清,抛开了客观的证据,运用公安机关违法逼取的假的证人证言,进行了错误的事实认定。原因是有罪推定先入为主,总要找出罗织顾雏军有罪的理由。适用法律也完全错误。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自行辩护】

审判长 裴显鼎:下面由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自行辩护。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的《补充上诉状》、《刑事申诉状》和《补充刑事申诉状》都已呈交给法庭,把一审、二审中错误认定的事实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仅依据本案一审、二审中的程序违法之事实就足够支持做出全部无罪的裁决。为了进一步清楚证明本案的任何被告都无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现就本案的相关问题,补充陈述如下: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

本人和本案的所有被告均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根据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能确认本人和本案所有被告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格林柯尔或者顺德格林柯尔)进行股权变更的唯一原因是,在我接管科龙前是当时的顺德区容桂镇政府在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我接管科龙后,容桂镇政府不想再为科龙担保,希望顺德格林柯尔来给科龙的银行贷款担保。我就告诉容桂镇政府,如果银行接受由顺德格林柯尔为科龙担保的话,就由顺德格林柯尔为科龙担保;如果银行不接受,那么还得由你们担保。当时银行对顺德格林柯尔的信心,比对镇政府的信心更大,因为容桂镇政府的大楼都抵押出去了,没什么能担保的了,所以同意由顺德格林柯尔担保。顺德格林柯尔2002年为科龙担保十几个亿,后来到2004年担保三十几个亿。顺德格林柯尔要不断为科龙提供银行贷款的担保,从而不停地要我父亲(顾善鸿)作为股东和董事签字,而且很多银行还要飞到北京亲眼看着我父亲当面签字,弄得我父亲和贷款银行都非常麻烦,甚至厌烦,才决定把我父亲的股权转让给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以下简称天津格林柯尔或者天津厂),由天津厂派一人出任董事,就可以解决签字的问题。这与无形资产转为有形资产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无形资产并没有拿走,而且我父亲不拥有无形资产的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股权变更完全是对股权的变更。只有包括了全部的无形资产才值12亿股权,没有无形资产股权就不值这个钱。这个在法律上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风马牛不相及。

股权变更的经过是天津格林柯尔拿6.6亿元现金来买广东格林柯尔中我父亲的全部股权和我的部分股权,然后广东格林柯尔拿6.6亿元现金买天津厂的制冷剂。具体操作过程是,天津格林柯尔打了1.87亿元给广东格林柯尔,我们又把这1.87亿元打入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天津格林柯尔又把1.87亿元再打入广东格林柯尔作为购买股权款,广东格林柯尔再把这1.87亿元打入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打了四次,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支付6.6亿元现金来买广东格林柯尔55%股权事实,然后我们同样把6.6亿元分几次打入天津格林柯尔,用来购买制冷剂。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原一审判决书却说我签的《供货协议书》是无效的。我是这两个公司的法人,我代表两个公司所签订的《供货协议书》怎么会是无效的呢?谁有资格宣布《供货协议书》无效呢?这是一、二审法庭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下对《民法》和《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法人的权利的公然亵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权力的无奈。因此,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股权转让关系,也是真正的客观事实。这个事实被原审判决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好像我们是空转6.6亿元来减少无形资产,并将无形资产置换成货币资本,可是无形资产一分钱都没有减少啊。而且,其中1.56亿元制冷剂已经到货,其余的都是预付账款,天津厂还要陆续供货。因为我是两个公司的大股东,我相信天津厂会把剩余的制冷剂交给广东格林柯尔,或者把未供货的货款退给广东格林柯尔,至少天津厂不会把这部分货赖掉。这样,无论是购买股权,还是购买制冷剂,双方的两个交易都是真实的。跟犯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这与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与法院判决中认定的置换无形资产(就算置换也没有减少资产不构成犯罪)也没有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顺德格林柯尔有80%股权,我父亲有20%股权。就买制冷剂这件事情,我作为总经理是可以做决定的,不需要开董事会或股东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或同意的。天津格林柯尔当时是外商投资企业,它是我国外公司控股的企业,它卖制冷剂根本就不需要开董事会,卖制冷剂是销售人员都可以决定的事情,只要按照公司定的价位去卖制冷剂就可以了。任何一个销售人员都可以这么做,那么我作为天津格林柯尔的总裁、法定代表人,我当然有权签《供货协议书》。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不健全或者不合理的的地方。

在以上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为什么对这样没有任何危害的行为进行如此严厉的刑事追究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些贪官污吏为最终强夺科龙的股权,计划用虚报注册资本的刑事犯罪,来注销顺德格林柯尔,从而让顺德格林柯尔拥有的科龙股权,可以任由他们处置。

(一)原判中有关本罪的主要事实

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2002年12月16日,被告人(上诉人)刘义忠受股东顾雏军等人的委托凭该验资报告及虚假的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到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申请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手续,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同年12月23日核准变更登记,确认了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中各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的变更,即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其中股东顾雏军以无形资产出资2.4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20%,股东天津格林柯尔以货币资金出资9.6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80%。”最后认定“该注册资本的货币资金中有6.6亿元为虚假”(参见原一审判决33-34页和二审判决的20-21页)。

从上述判决中,可以清楚地明确的是,本案所谓的虚报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股东变更,其后并没有发生注册资本变更,注册资本仍是12亿人民币。顺德格林柯尔的公司财产增加,仅仅是公司得到6.6亿元股权交易现金的增加,无形资产出资并没有减少和抽走。只不过是这些增加的现金,最终变成了1.56亿的制冷剂和相应的预付货款而已。只是由于6.6亿元股权款没有全部付清,股权也一直没有去办理变更。由于是股东变更中天津格林柯尔投资的6.6亿元被法院错误地认为是虚假,认定虚报注册资本。

(二)原一、二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是股东变更,但同时,却将股东变更变相扩大解释为“公司登记包含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因此,顺德格林柯尔变更公司股权结构的行为应视为刑法规定的申请公司登记”(二审判决书第92页),将行政法的概念解释为刑法概念,将正常的行政行为曲解为刑事行为。

尽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但是刑法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罪”中的登记明确是指“设立登记”。因为只有申请注册成立公司,才能“取得公司登记”;只有设立登记,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问题;在注销登记中,肯定不涉及虚报注册资本问题;同样,变更登记也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问题。因此,属于本罪的主要构成是指在公司登记中虚报注册资本,其实质就是注册资本的虚报。本人从来没有同意和要求变更顺德格林柯尔公司的注册资本,更没有要求降低公司无形资产的比例(变更的详细理由原因本人参见补充上诉状)。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为是根据本人的要求所实施的注册资本变更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说我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变更登记,也不认为我们的股东变更登记违法,并进行了年检,这就表明这次工商登记行为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违法。因此,将股东变更中的股权比例变更理解为注册资本变更进而认为是虚报注册资本,并予以定罪,是将正常的行政行为扩大解释为违反刑事法规进而认定为犯罪行为,是随意入人之罪的行为。

(三)即使根据法院的逻辑,认为本案是虚报注册资本,那么,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一是6.6亿元的投资款是否为真实或虚假?二是如果6.6亿元是没有实际完全到位的,或者说是虚假的,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案中法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并就此问题多次进行询问。

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2001年11月14日,刘从梦签发经天津格林柯尔的特急函,是关于天津格林柯尔出资9.6亿元受让我和顾善鸿所持有的顺德格林柯尔80%股权的协议;2002年5月8日,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一份,拟投资9.6亿元于顺德格林柯尔,拥有该公司80%股权;12日,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签订《供货协议书》,由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价值6.6亿的制冷剂;同年5月16日,天津格林柯尔向顺德格林柯尔通过四次转帐共支付6.6亿元的预付款;同年5月30日,经申请,顺德市工商部门为顺德格林柯尔办理了年检手续;并要求于11月30日前严格按照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规范要求,完善注册登记手续。6月16日,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一份,同意天津格林柯尔以9.6亿元收购顾善鸿的全部股权和顾雏军的部分股权,占80%的股份;11月6日,天津格林柯尔在公诚会计师事务所的预付款的询征函上确认;12月16日,刘义忠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12月23日,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2003年4月26日,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登记并盖“经年检合格”的印章,最终确认了顺德格林柯尔2002年股东变更及股东出资方式和比例的变更。2003年5月2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股东出资比例为顾雏军占60%,天津格林柯尔占40%。

从证据上显示,本案的股东变更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工商部门对此予以确认,直到今天为止,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对公司进行过任何行政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相对应的6.6亿元作为货币出资的注册资本虚假。

但是,认定《供货协议书》虚假的证据是什么呢?本案中除了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根据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及个别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

相反,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供货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作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第三人或公共利益,也不能证明该协议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法证实《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

根据顺德格林柯尔2002的和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截至2003年12月31日,在顺德格林柯尔给天津格林柯尔的预付款中,已收到了价值156,506,967元的制冷剂货物,公司的预付货款为455,500,000元,另外,公司9亿元的无形资产一直还在公司的帐上,并没有被置换或抽走。说明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没有被虚假。

因此,《供货协议书》是真实存在的,协议书的内容也在履行之中。至于顺德格林柯尔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制冷剂?什么时候可以履行完毕等问题,其实是两公司之间的问题,随着中国家电市场的飞速发展,制冷剂的使用量是难以估量的。另外,由于本人和格林柯尔系的众高管被抓,剩下的协议当然无法再履行。这在科龙众多的民事纠纷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即因为众高管被抓,科龙与一些公司(如与济南三爱富等公司)相关民事合同无法履行(在挪用资金中再阐述)。我作为顺德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我代表两家公司签署的《供货协议书》是完全合法的,一、二审法庭有什么权力认定这份《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呢?这是一、二审法庭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下对《民法》和《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法人的权利的公然亵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于这种《供货协议书》是否需要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等问题,严格来说,作为公司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由董事会作出一个决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顺德格林柯尔还是天津格林柯尔,其实质上都是我本人拥有全部或大部分股份的公司,本人是实际控制人,本人的决定和行为,实际上就代表了董事会的相关决定和行为。比如董事会决议,即使事前没有签订,但在事后也完全可以补签订,而且,我本人提出的话,不可能有任何反对的情形出现。事实上,事后也没有任何一个董事反对这一协议。因此,不管是天津格林柯尔购买本人和本人父亲顾善鸿持有的顺德格林柯尔的股权,还是顺德格林柯尔购买天津格林柯尔的制冷剂,或者天津格林柯尔如何向本人或顾善鸿支付股权转让款,形式上的董事会决议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工商登记部门变更时需要这样的手续,那当然就要按工商部门的要求去做。事实上,一切都是以服务大局为重,即主要为科龙电器服务。股权的转让和股东变更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为科龙相关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方便。

因此,一、二审法庭认定,6.6亿元是通过来回倒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似乎是虚假的,这是错误的认定。事实上,双方公司都在真实地履行着相关协议,这能说明是虚假的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这6.6亿元的货款或者说股权转让款是应工商管理部门要求在形式上进行股东变更的需要而空转的,并且体现在股东变更之后的资本金中,会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吗?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原规定第二十八条,新规定第三十一条),是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唯一的规定,这一条款明确规定,公司只有在增加注册资本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在公司的注册资本无增减,即无变化时,是不可以做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工商管理部门也是不可以对此进行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在公安提交的所有关于顺德格林柯尔的工商登记的文件中,只有股东变更登记的书证,在公司相关报表中,公司增加了6.6亿元的资本公积,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并没有在工商局发给公司的法律文件上做此项变更,可见,正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卢伍根和会计师徐志发所作证词证明的那样,即当时公司所做的变更只是股东变更登记,其验资也是股东变更登记的验资(事实上,根据工商行政法规,股东变更是不需要验资的)。在工商局相关文件显示也是股东变更登记,只是在股东变更过程中,原股东顾雏军和顾善鸿,把他们应得的一部分股权收购款转赠与顺德格林柯尔罢了。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实质,公诚会计事务所也是这样进行验资处理的。他们的证词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2、顺德格林柯尔在2001年10月22日注册以来,一直没有增资扩股,它的注册资金也一直是12亿元,在公司没有增资扩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向公司本身来注资而获得公司的股权的。获得顺德格林柯尔股权的唯一方法是向公司的原股东(顾雏军或顾善鸿)购买股权。因此,即使按照一、二审法庭所说的逻辑,不管将1.87亿如何来回倒款,形成天津格林柯尔向顺德格林柯尔投资人民币66000万元的所谓的假象,并于2002年12月骗取了顺德市工商局对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一、二审法庭的这种逻辑都是荒谬的。无论天津格林柯尔怎么向顺德格林柯尔内部投资,在总注册资金不变的情况下,都是不可能改变顺德格林柯尔公司的股东结构的,除非天津格林柯尔向顾雏军或顾善鸿购买股权,才可以改变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东结构。事实上,这次股权变更就是因为顺德格林柯尔要不断为科龙电器提供银行贷款的担保,从而不停地要我父亲作为股东和董事签字,而且很多银行还要飞到北京亲眼看着我父亲当面签字,弄得我父亲和贷款银行都非常麻烦,甚至厌烦,才决定把我父亲的股权转让给天津格林柯尔的。而就是因为天津格林柯尔向顾雏军和顾善鸿购买了股权,才改变了格林柯尔的股东结构,但12亿元的注册资本从来没有变更过。

3、顾雏军和顾善鸿,可以以任何价格向天津格林柯尔出售股权,顾雏军和顾善鸿可以以一元人民币向天津厂出售40%的顺德格林柯尔的股权,也可以原价向天津厂出售股权,都是合法的。至于股东如何收款,对收款如何处理,都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权利的表现,与本案、更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

4、天津格林柯尔向顺德格林柯尔内部打钱,从而获得顾雏军及顾善鸿相应的股权,从形式上来看是逻辑不通的。但如果顺德工商局用刘从梦他们来回倒款的资料,去替换顺德格林柯尔注册时候的资本金的话,那么表明在顺德市政府的参与和主持下,顺德工商局是完全知情的,如果因此而变更了公司注册时的原始资本,这反而证明了,刘从梦、刘义忠等人并没有欺骗工商局,即工商局是知道实情的。如果在知道真实情况下,顺德工商局还这样做,那么只能说明顺德工商局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而刘从梦和刘义忠并不是工商注册的专家,他们只是按照工商局的要求提供相关辅助资料而已。他们并没有欺骗工商局,所以他们不是犯罪,只有他们欺骗工商局进行虚假登记,他们才构成犯罪。他们只要如实地向工商局提交他们认为是真实的而工商局也是知情的材料,他们就是无罪的。当然本罪名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5、关于顺德工商局是否知情和同意的问题,可以从顺德工商局容桂分局的工作人员梁冠林的2005年8月10日的证词中明确得出这些结论。梁冠林在该证词中说,在2002年11月20日中午11时30分,梁冠林接到登记科主办科员康子年的电话,该电话称“有一间公司需要办变更手续,因手续不齐全,市政府要求吴奇英局长审批,现吴局长要求你审批这件事。”吴局长讲这是政府行为。梁冠林就顺着吴局长的意思,在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手续上签了同意审批。考虑手续不齐全的问题,梁要求吴局长再审批签名。对此,罗厚先局长在2005年8月1日的证据中说,是有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要批,最后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可见,可以完全证明这是刘从梦在顺德市政府的主持和主办下的行为,是一种政府行为,如果有任何错,也只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有什么理由由我和我的同事承担责任呢?可以说,本案的股东变更和资本金的变更,是政府直接决定,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如果说有错,有违法,有犯罪,也是政府造成的,不是我们造成的。如果应当追究,也只能追究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审批人员,而不是我们真实提交相关资料的人。我们既没有给工商局和政府有关人员送过钱,也没有请他们吃过饭,我们怎么可能有罪呢?

经由上述两个问题,可以看出,不管6.6亿元是否真实到位,都与虚报注册资本无实质联系,原审判决我和我的同事虚报注册资本罪事实不清,逻辑混乱。根本是毫无关联的事,完全以莫须有的事实来入人以罪。

(四)所谓的本罪的行为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追诉标准,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二条专门对何种情形属于“虚报注册资本”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只有符合其中情形之一的,才应予追诉。

从全案的证据看,顺德格林柯尔申报注册资本12亿,实缴注册资本12亿。根据广东格林柯尔2005年的年检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顾雏军进行股权转让后,公司的无形资产仍为9亿,知识产权出资从未减少,并没有所谓的置换的情况,公司所拥有的全部注册资本也从未减少。本人的行为不符合追诉标准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本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五)本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性后果

顺德格林柯尔在2001年收购科龙股权时,已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48亿元,在2005年因本人被羁押被迫贱卖科龙股权时,将市值十多亿元的科龙股权低价贱卖到9亿元。即使如此,也比原来购入科龙股权时的股价高。由此可见,在格林柯尔收购了科龙后,对科龙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不到四年的时间,科龙的资产价值翻番,同样,相关股权价值也翻番。不管广东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如何变更,对于管理方和收购方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可言,相反,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财富。为什么对这样没有任何危害的行为进行如此严厉的刑事追究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些贪官污吏,为最终强夺科龙电器的股权,计划用虚报注册资本的刑事犯罪,来注销顺德格林柯尔(后来改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从而让顺德格林柯尔拥有的科龙股权,可以任由他们处置。在行政机关没有认为是虚报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反而越俎代庖,任意扩大法律解释,认为本人“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凭空想怎么样认为就怎么样认为,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的行为。本案到底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到底造成什么危害性的后果?行政机关并没有认为其行政管理行为受到损害,社会上并不存在受害者,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也没有损害社会的利益。相反,现有证据表明,社会和企业价值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科龙员工从我接手前的1.5万人增加到我被捕前的3.5万人,税收从我接手前的1.7亿增加到2004年的5.6亿,就是最好的说明。可以说,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本人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存在。

因此,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来看,不管是行为事实本身,还是相关法律规定,本行为根本就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本罪中贵院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相关被告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的问题以及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问题。

(一)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本人认为,本案上述所有证人(刘从梦除外)均没有出庭作证,没有经过控辩审三方的当面质证和询问,也没有证据查明其证言经查证属实,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为了全面阐述这些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的问题,本人愿意在这里就这些问题说明如下。

1、关于刘科的供述问题。原审判决均引用了刘科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予以引用。但是,他所说的“2002年至2004年期间,科龙电器采用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并作假货物出库处理,虚增生产废料销售收入,少提坏帐准备虚增应收账款及费用延期入账等四种方式,达到公司虚增利润的目的。”但上述所说的四种方式,原审最终只认定了第一种即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并作假货物出库处理。对于这种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后能否兑现的问题,德勤对此出具了保留意见,将这种事实作为财务报告的内容之一,通过保留意见的方式公诸于众了。而科龙收到各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可以从银行立即贴现出钱来的,所以,科龙公司对各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都是作为收入对待,德勤前两年也是这样认定的,而2004年对其它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也是同样认定的,为什么偏偏只对其中两家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出具保留意见呢?显然德勤是受到个别贪官的压迫才故意这样做的,这本来就违背了会计审计中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原则的。

对于刘科所供述的“每年12月下旬,管理会计科会计算出科龙电器1-12月的真实销售情况,报给晏果茹,由晏果茹报给顾雏军,然后由顾雏军根据这个真实的销售收入数据,通过召开会议,研究虚增销售的事宜。”上述刘科的供述,只有他一个人的陈述,并没有其他人或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甚至,连晏果茹都没有供述过开过这个每年年终召开的年终会议。刘科在庭审时也否定其在公安侦查阶段受公安诱供的所谓供词,因而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已完全否定开过类似的会议的说法。原审判决将刘科的其中一次孤立的供述比较完整地表述于判决书中作为定罪的依据,是一审法庭在个别贪官的压力下黔驴技穷的表现,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孤证不立的原则以及质证后的证据才能作为有效定罪证据的原则的亵渎。

2、其他被告人或证人证言问题。严友松在侦查阶段只是供述其参与了2005年4月关于讨论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讨论,其他并不知情。在庭审阶段,他认为其只是管理销售的副总,对于虚假财务报告一事并不知情。对于武汉长荣和合肥维希的销售他认为是真实的。并证实其只是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报表之后才签字。而姜宝军在侦查阶段所提到的会议是在2005年春节前后召开,而当年春节是2月9日,即使是春节前也已经是2005年了,对2004年的压货销售是毫无帮助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认为2004年通过武汉长荣和合肥维希的压货是不正常的,从这点上来说,姜宝军的证言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且他只是负责预算的高管,他对压货情况并不清楚。他在当庭供述上,也只是说2005年开会的时候,200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的时间结点是2004年12月31日,每年12月31日德勤都要派30多名财务人员到科龙各地仓库盘点库存的,所以2005年开会对2004年财务报告无任何影响。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但更多的人证实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如刘从梦作证说从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他也没有参加过,而且他说是2005年才知道压货是会被法庭认作为虚假销售的这么一种情况,李志成也证明了没有召开过类似的会议,还有张宏也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而更多的口供、证词只证明本人曾提出所谓过高的利润指标。无论是晏果茹、刘科的口供,还是科龙电器财务人员陈小凯、石艾生的证词,对本人更多提到的是提出过所谓不合理的利润指标。我在庭审时就多次明确说明所谓过高利润的说法,完全是公安逼供和和诱供的结果,科龙公司在我领导之下,三年内销售额翻了两番还多,税收从1.7亿增加到了5.6亿,可见我们董事会所定的销售和利润指标都是合理的,这就是对我的话最好的佐证,而且,在庭审中,同案被告人几乎众口一词,均提到科龙电器每年年初召开由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专业人员参会的生产、销售计划会议,每月召开高级管理人员参会的生产、销售例会,讨论公司全年的生产、销售计划;在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压货销售的问题,只会提出生产、销售的指标、计划。从通常的情理分析,压货销售是一项具体的销售行为,本人作为科龙与格林柯尔两大企业体系的主要决策者,职责与精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参与这种具体的销售活动,更不可能参与压货销售的具体过程。而且我们也从来都不认为作为行业习惯的压货销售有什么法律麻烦,需要董事会和董事长来参与研究和处理。作为科龙的董事长,每年对公司提出经营目标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所在。一、二审法庭把这种负责任的公司管理行为当作刑事犯罪的犯罪动机是不能用无知来解释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之下,对我国的《公司法》和《刑法》最大的玩弄和亵渎。对我国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起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绊脚石。本人要求贵庭为全面深化改革搬开这块绊脚石。

而且,本人并不是专业会计人员,对于压货销售是否可以确认收入,并不具备专业知识,而只能根据财务人员、审计人员的意见作出决定。证据表明科龙电器聘请的专业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2002年、2003年的压货销售收入均认定可以确认为收入,且没有提出任何保留意见。2004年的压货销售收入确认更是德勤华永一手操作。换句话说,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本人明知压货销售不应确认收入,仍指使财务人员确认该销售收入,并指使披露如此编制的财务报表。事实上,科龙也没有自己独立编制的财务报表,而全部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编制并决定发布,只是在发布前知照我们而已而无须我们是否同意。这个事实本案所有被告人都作了证实。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中国法律和我所认识的律师都仍然告知我,压货销售在中国完全是合法销售,压货销售的收入是合法收入。

(二)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问题。

庭审事实证明,科龙电器的年度财务报表是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的,德勤华永每年年底审计时都会以调整分录的形式对科龙电器财务会计科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提出调整,并要求科龙电器按其调整意见重新编制两表,最后科龙电器的财务人员按其调整意见重新编制两表。而现金流量表则因科龙电器财务会计科的人员不会编制,完全是由德勤华永的审计人员代为编制的。2002、2003、2004年的压货销售,均是德勤华永提出会计调整意见,要求对压货确认收入。

关于2004年年报的保留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5年4月22日,德勤华永会计事务所(简称德勤)给了我关于审计中最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龙投资江西华意压缩机有限公司的投资残值拨备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5.7亿元销售额的认定问题(5.7亿中有6000万元已由分销商向该省的零售商分销出去了)。由此,德勤给了科龙董事会四种方案选择。A方案:保留江西华意投资残值,保留这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的利润为1000多万人民币,但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德勤将分别各出具一条保留意见;B方案: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但保留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亏损6000多万人民币,德勤只对5.7亿的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出具一项保留意见;C方案:保留江西华意投资残值,取消5.7亿的销售额,则科龙2004年将亏损1.1亿元人民币。德勤只对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出具一条保留意见;D方案: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同时取消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将亏损1.9亿人民币。但德勤将不出具任何保留意见。

我和科龙的董事会当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D方案,这也是科龙董事会一直执行的财务保守的原则。虽然我们知道这5.7亿是没有问题的与历来销售毫无二样的销售,这纯粹是德勤在个别贪官压迫下故意弄出来的麻烦,为了德勤不出对应的保留意见,而不让审计师出保留意见就是科龙所要求的财务保守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我们必须选择D方案。我要财务总监李志成先生立即告诉德勤,我们选择D方案。

但是2005年4月24日,李志成突然向我汇报,说德勤只接受B方案,否则德勤将拒绝作为审计师在年报上签字。也就是说,德勤只能按B方案以审计师的名义签字,而其余三个方案,德勤都不会签字。谁都知道,没有审计师的签字,年报是出不来的,而出年报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4月28日。那就是说,要么按B方案出年报,要么就出不了年报。而出不了年报对上市公司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我非常焦急,紧急要求科龙的香港律师立即出面与德勤交涉,要求按D方案出2004年年报。同时,我紧急要求向中国证监会在科龙电器的立案调查小组的现场负责人毛副处长汇报此事。我记得是2005年4月25日上午,毛副处长和另外两位处长及一位办事员一起会见我,科龙这方面还有李志成和晏果茹。我向毛处长等人汇报了德勤的四个方案,以及德勤突然通知我们只接受B方案的情况。我向毛处长说明,科龙是个对股民认真负责的公司,我们董事会也是十分认真负责的。只要审计师德勤对这5.7亿的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有任何一点怀疑,我们都要求以最稳重、最保守的会计原则出发,我们都会要求取消这5.7亿的销售额,按保守的D方案出2004年年报。我请求毛处长以监管者身份要求德勤出保守的财务审计报告。但毛处长说,中国证监会不方便与德勤谈此事。我要求他向上级汇报,他答应了,但从此便无下文。我当时感到这里可能隐藏有大问题,我立即要求晏果茹做一份与证监会毛处长会谈的会议纪要存档。我曾要求法庭调取这份存档资料,但法庭没有调取。现在我们完全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这事实上是德勤在个别贪官的压迫下,故意拿这5.7亿的压货销售做文章的不道德的、犯法的行为,这种当时已分销了6000万元的压货销售当然应确认为销售,而且不应出任何保留意见,这是违反德勤多年的销售确认习惯的,我坚信这段细节就会真相大白。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经过一天的与德勤的反复交涉,科龙的香港律师最后打电话告诉我说,德勤只接受B方案,其余方案他们都不接受,都不会在科龙年报上签字。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四个方案,最终不是让我们选择,而是他们决定选择。此时已是2005年4月 27日,我只能召开科龙董事会,通报这个严峻的情况。因为,不能按时出年报是一件对上市公司有巨大伤害的事件,因此,所有科龙董事不得不接受德勤的最后通牒,接受了按B方案出年报。

按照德勤的B方案出2004年年报,科龙公司当年也是亏损6000万元,而且还有一条保留意见在年报上。而选择D方案,科龙也只是亏损1.9亿人民币而已,但年报上无任何保留意见。我相信,只要不是一个白痴当董事长,同样只要不是一群白痴当董事,董事会是一定会选择D方案的。既然已亏损6000万元,为何不干脆亏损1.9亿,而拥有一个不带保留意见的干净年报呢?所以,只是在德勤的逼迫和要挟下,实质上是在贪官的压迫之下,科龙才不得不选用B方案公布2004年年报。谁都相信,德勤确实不会因为一年区区六百万港币的审计费而与科龙有勾当为科龙出具虚假的报告的。相反,在中国贪官污吏威胁要吊销他们的会计审计资格的淫威下,这个世界著名的四大之一的会计师事务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贪官污吏效劳,而且毫不犹豫的把污染其职业道德的屠刀砍向它的客户科龙电器。

关于受到个别贪官压迫之事,我还是要详细叙述一下:德勤为什么先给出科龙4个方案,其后又坚持只接收B方案呢?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和深思的问题。如果科龙真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公司,而德勤在三年的审计中,已发现了这一根本的问题,德勤早就决定退出科龙,不再做科龙的审计师了,那么德勤一开始就应该只给科龙一个方案,即B方案,而不是先给科龙4个方案供科龙选择。非常明显的事是,当德勤给出4个方案供科龙选择时,德勤还是准备给科龙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年报的,只要有一点H股常识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都不会允许年报有保留意见的,因此,德勤也好,科龙香港的律师也好,都100%地肯定科龙董事会一定会选择无保留意见的D方案。可见,直到此时,德勤并没有打算退出科龙,即并没有不再作科龙审计师的打算,这是香港资本市场的常识性的判断,哪怕香港资本市场的九流会计师或者九流的证券律师都会作出这个判断。可为什么只有两天时间,德勤的态度会有180度的大转变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就是在这两天之中,个别贪官给德勤要吊销他们会计审计资格的威胁,广东证监局一个姓黄的科长当时就炫耀说,他们与德勤谈的时候,开始德勤很牛逼,完全不买他们的账,但当他们威胁要吊销德勤的会计审计资格时,德勤就老实了。可见,事实上德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中国贪官污吏的帮凶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德勤的合伙人曾让李志成告诉我他们受到广东证监局的巨大压力这个事实得到佐证。

【第二起挪用资金事实的法庭调查完毕】

审判员 刘艾涛:

有专门知识的人说明情况完毕,请法警带刘烁退庭。报告审判长,对原审认定的第二起挪用资金事实的法庭调查完毕。

审判长 裴显鼎: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休庭明天上午8点半继续开庭。

【对原审认定的第二起挪用资金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长 裴显鼎:

下面对原审认定的第二起挪用资金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由审判员刘艾涛主持进行。
审判员 刘艾涛:
现在由我主持对原审认定的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员 刘艾涛:
原二审裁定认定:2005年三四月间,时任扬州亚星客车法定代表人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示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州机电)借款,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大庆拒绝。其后,顾雏军、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同意,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并交给王大庆,要求扬州机电在2005年4月26日前,将扬州机电应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款共计人民币6300万元支付至指定的扬州格林柯尔的银行帐户。4月25日,扬州机电将6300万元划入扬州格林柯尔银行帐户。转款后,扬州亚星客车向扬州机电开出6300万元的结算收据。原审认为,顾雏军、姜宝军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原二审裁定对该起事实共列举10项证据。辩方提出异议的证据共有8项,其中证据2《付款通知书》、证据5王大庆的证言与再审期间检方提交的三项新证据的证据名称和证明事项同一,法庭决定在检方举示新证据环节,将王大庆的证言和《付款通知书》与新证据一并质证。
现在对原二审裁定列举的双方有争议的其他6项证据进行质证,分别是证据3、证据6-10。其中,证据3是扬州机电收到的盖有扬州亚星客车财务专用章的两张分别为6000万元和300万元的结算收据;证据6-9,分别是时任扬州亚星客车总经理谭荣伟、财务总监张路、事会秘书张榕森、办公室主任周荣鑫的证言;证据10是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供述。原审列举这些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姜宝军受顾雏军指示向王大庆借款,遭拒绝后经请示顾雏军同意,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大庆,要求王大庆将扬州机电应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和部分投资分红款共计6300万元支付至扬州格林柯尔的银行帐户,扬州格林柯尔收到该款后,由扬州亚星客车向扬州机电开出6300万元的结算收据。
审判员 刘艾涛: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对上述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证据3是坐牢之后伪造的,证据6-10是错误的, 姜宝军是科龙的财务总监,只是扬州亚星的股东,说他全面负责扬州亚星,这个陈述完全是不真实的。我有细节想和第三组证据一起表述意见。
审判员 刘艾涛:
具体意见就和第三组证据一起说。这个证据直接说三性。
辩护人 陈有西:
律师先阐述三性,顾雏军等会综合质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没有付款通知书这些证据无法讨论,我认为证据6、7现在说没有意义。张榕森没有将付款通知书给我。姜宝军拿白条根本没有扬州的盖章,如果不说前后经过,无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审判员 刘艾涛:
应辩方要求,鉴于付款通知书及王大庆证言是较为关键的证据,把新旧证据放在一起进行质证,现在法庭将第三组证据一并质证。第二组是证据5王大庆的证言,以及检方新收集的王大庆的证言,第三组是证据2付款通知书,以及由检方新提交的《付款通知书》原件和《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现在一起质证,顾雏军先说。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付款通知书是由检方提交给一审法庭的,付款通知书有扬州亚星客车的公章,看到有公章才付款的,所以可以看出王大庆的证据是伪造的,质证通知书我没有见过,如果是给我的就一定要有我的签字,这份有王大庆的签字是给扬州亚星客车的。在一审庭审时,各方包括法庭都认为这份通知书没有印章,在庭审记录中我都说王大庆不可能是看到没有盖章的通知书付款,这个证据还多了“有限”两个字,所以这显然是伪造的证据。姜宝军辨认的有章的这个,也是伪造的。不是姜宝军的问题,我认为是公安自己后来伪造的。我还非常气愤的是,一审说有两个版本,但二审的裁定书中没有说明这个付款通知书有两个版本。我认为两个付款通知书都是公安机关调查时伪造的。
检察员 罗庆东:
顾雏军,你有多次侮辱检察员、多次不文明的用语,请你遵守庭审秩序,注意用语。
审判员 刘艾涛:
请顾雏军不要发表与案情无关的言论,并且注意不要发表对检察院及检察官的不当言论。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我认为这个新证据一定是伪造的。公安提供的证据中,证据7检察的鉴定意见书是一份伪证,请法庭将我们出示的材料放出来,印刷体也对不上、手写体也对不上。

审判员 刘艾涛:
顾雏军已经表达完毕,辩护人发言。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好的。
辩护人 陈有西:
我来帮顾雏军理顺一下,他讲的比较乱,第一、直接叠合两份付款通知书,行距不对,重叠抬头,底下的同一行无法重合。鉴定为同一份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庭前提出申请笔迹专家进行鉴定。第二、王大庆讲公章是公安叫他加上去的,证明检材已经污染,不应再用来检测。第三、检验师的资格应当放上去,没有则是不合格的。同意付的“付”字笔迹完全不同。顾雏军对此情绪激动。我认为应当由最高法院重新组织检验,比如公章印泥时间,王大庆肯定是公安叫他之后盖上去的,可以检验这个东西。顾雏军也认为这个是白条,不是股权转让款的分红6404万,是凭借款协议借出去的借款6300万。这个证据是非常关键。
审判员 刘艾涛: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对上述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
我想来个比喻,这个好比是把6404万说成是男的,把6300万说成是女的,硬要把男的说成女的就是人妖了。
审判员 刘艾涛:
法庭提醒你不用使用比喻,必须注意用语规范。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
我认为这是一审法院指鹿为马的判断。顾雏军跟扬州市的领导谈定了借款、签订了协议,王大庆让我办理借款。办理借款的时候他的律师提出,希望能够以股权转让款作为保障。当时我确实问了扬州的总裁谭荣伟,他说章不能盖,我清楚记得始终没有盖章。现在王大庆也主张这个章是假的,财务总监张路也不承认有那个章。虽然有一份有章,但开头又多了“有限”两个字。我就认为是伪造的。现在最高检的证据是第三个,王没盖章,扬州亚星那里有隐隐约约的章。这个章肯定是没有的,我是不认可的,我确信付款通知书是伪造的。当时扬州机电的记账评估单非常清楚写了收款。如果说是股权受让款,应该记录长期投资,清楚写的其他人收款。应该是被人羁押之后做了调整,把六千万调整进长期投资。这里面还有6404万和6300万之间始终差104万,现在都在围绕这个6300万做文章,不说那104万了。这个地方王大庆只签了一个王字,操作员张路也只写了个张,是做贼心虚还是什么原因。我的证言里面说我请示了顾雏军,但是我实际上没有请示,我要向他道歉。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05年3月29日。扬州亚星客车对印章管理是非常严格的,4月25日借了款项,4月16日签订了股权协议,最终确定了6404万元,当时主协议和补充协议还没有生效,企业不可能没有生效就支付6300万元。
辩护人 盛冲:
我讲三点,第一、该证据不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第二、检材中除第一个是原件外,其他都是扫描件,不符合送审要求。第三、送审材料1/3印文不一致,与检方意见相左。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
我再补充一点。即使将王大庆两份证言一起质证,王大庆原来的证言仍然是不完整的,新的证言差别太大,我要提交一个质证意见。
审判员 刘艾涛:
请提交书面意见。

审判员 刘艾涛:

检察员对上述证据有什么意见?

检察员:

对于原审有争议的证据,证人证言都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能够采信。首先看王大庆的调查笔录,主要证实了四个方面。一是王大庆明确拒绝了姜宝军的借款请求。二是姜宝军向王大庆出具了付款通知书或者说是指定函,王大庆同意转款。三是王大庆没有在借款签名盖章。四是王大庆记不清公安机关作过几次笔录,但关于6300万元向检察机关陈述内容是一致的。再通过PPT对新调取付款通知书进行说明。

第一个,左边是王大庆签认,右边是王大庆签认了这份付款兑现。第二个,张路的情况说明。第三个,原件中还有姜宝军的说明,姜宝军说,此付款通知书是根据顾雏军指示,与扬州机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商定后出具的,目的是扬州亚星客车公司转让扬州柴油机公司股权的转让款,用于解决格林柯尔资金困难。至今为止,扬州格林柯尔尚未归还6300万元。第四个,还有王大庆借款协议书的说明。证实了姜宝军向扬州亚星提供了一份未经王大庆认可的付款通知书,以及扬州机电未签名盖章的借款通知书。此外,还有扬州亚星结算收据和扬州亚星结算收据复印件,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印件,这是一组证据。

第一、付款通知书原件,这是我们这次调取的,连同整本已归档的原始记账一并进行了调取,上面加盖了扬州亚星的印章,能够对王大庆证言进一步印证。第二、扬州亚星结算收据的16907号,也是其自2005年4月的记账,收据上是300万元整。第三、调取了扬州亚星结算收据及其复印件,扬州机电资产有限公司收款6000万元整,备注是扬州亚星客车股权转让手续变更后再作账务处理。第四、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托书回单,上面收款人是扬州格林柯尔,金额是六千万整。第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局的技术性审查意见书。检察机关之所以要调取并且要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性审查,是因为原审被告人多次提到,卷宗内付款通知书的落款处没有印章。扬州机电不可能依据一份没有公章的付款通知书支付6300万,对原审被告人提出的上述问题,尽管证人王大庆已经进行了说明,但是检察机关还是委托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鉴定中心进技术性审查。因为这份证据审查意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作出说明。对此内容不在宣读,就说一下结论。落款处是有印章印文盖印。这些印痕可以重合,付款通知书原件的印文,说明卷宗内复制件的是有印痕,只是印文的痕迹很少,而不是没有盖印章。而且我们已经提取到了原件,根据原件也清楚地证明了付款通知书是盖有印章。这也验证了王大庆称是根据姜宝军提供的、带有扬州亚星客车公章的,才进行支付的。在审查证据材料期间,我们也发现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止一枚。

【对新证据进行举证、质证】

审判员 司明灯:下面对检辩双方提交的涉及本起事实的新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本案再审期间,顾雏军向法庭提交经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的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本庭已组织检方对该证据进行查阅。现在先由顾雏军一方就项证据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法庭已经调取了证据原件,虽然不能作为新证据,但我们证明公告是属实的,公告的真实性没有问题。毕马威报告可以证明2005年科龙欠我最少4.87亿,科龙欠付我的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但是,科龙想证明我们欠他钱。该证据的三性是没有问题。

审判员 司明灯:

顾雏军,法庭已经听明白了,你对公告的三性没有问题,请顾雏军的辩护人发表意见。

辩护人 童汉明:

这份公告是公开的公告,网络上可以查询到。为了加强证据的证明力,我们进行了公证,这份公告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根据这份公告,毕马威是四大会计行,他们审查出来的科龙集团跟科尔公司之间发生不正常现金流向,公安机关等调查出来,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现金流入金额24.62亿。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有一个数字是错误。

辩护人 陈有西:

公安机关等调查出来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为24.62亿元。公告写的是:在调查期间,两者相差的是2.93亿元。通过毕马威的审计,科龙公司的公告加上公证,我们确定下来最重要的数据,我们拿到的审计报告是3.62亿元。刚刚顾雏军向法庭陈述的实际欠的,包括隐瞒或者遗漏的,全部应该是4.87亿万。我们现在取的是最少值是2亿多,顾雏军没有欠钱,格林柯尔要还顾雏军钱最少2.93亿元。因此,可以证明顾雏军不但没有挪用,且科龙还要还这么多给格林。借给企业的时候理所当然,拿回来就是挪用,这是差别待遇。

辩护人 童汉明:

我补充一点,科龙公司转让的资金,这个公告显示的内容是事实存在的,不是个人挪用,而是个人借给企业的钱。原审法院认定为顾雏军为个人用钱,而非是公司之间的用款,属于个人挪用,这是不能采信的。

审判员 司明灯:

张宏其辩护人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

我不是学习法律的,对法理不能发表意见。我也不是学习财会的,对财务的不能陈述意见。但是,从毕马威报告等可以看出,我们没有挪用。

审判员 司明灯:

检察员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检察员:

检察机关始终认为科龙电器的公告与本案认定的事实没有关系。辩护人提出,该公告是为了证明科龙系公司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科隆公司是否欠格林柯尔公司的钱,以及公司与公司之间资金划拨问题。原审裁判认定,顾雏军指使张宏将科龙公司的2.9亿元归个人使用,公司不同于个人,公司的资金也不同于个人的,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的资金的使用,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性条件。任何人,哪怕是公司的法人和董事长,都没有权利和自由,以任何的借口,将上市公司的资金挪到自己的腰包归个人使用。也就是说,在案事实是公司到个人之间的资金划拨问题。因此,科龙电器的公告与原审认定的事实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鉴于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在申诉期间,一直把公告作为证明无罪的最主要依据。为了澄清事实,回应申诉人关切,检察机关现在同意就该公告接受公开的举证和质证。检察机关认为,公告的内容无法证实科龙欠格林柯尔的钱。关于科龙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的情况,原话我可以向大家宣读一下。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是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刚才他们做了一个减法,认为是有2.93亿元的差额,但是原文关于这个有非常重要的限制性条件,而且限制性条件绝对不能忽略。

第一,绝对不能忽略表述中关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这一关键性的限制条件。什么是不正常的现金流?根据公告调查背景,即在公告的第一页介绍的内容,是调查期间内本集团发生的、与公司业务不配比或者不相关的重大现金流。这里又涉及到了什么是重大现金流向?根据公告第二页的内容,只对本集团帐面中记录的等于或者超过下列重要性金额的现金流向。具体的数额为科龙电器5000万元以上人民币。科龙空调、科龙冰箱1000万元以上人民币,包括在公司范围内的其他子公司10万元至1000万元人民币。如此重要的限制性条件被故意忽略了。只有超过重要性金额标准的现金流向,才被纳入到毕马威调查的范围之内。这里我举个例子。从科龙电器资金流向调查标准来看,哪怕是多笔四千九百九十九万的资金流出,也不会纳入到调查报告的调查范围内。10笔4999万是多少?4.9亿元。如此不完整的资金流向,何以反映科龙公司与格林柯尔公司之间资金流向的全貌?这不能忽略。检察员会在辩论环节充分地进行回应。

审判员 司明灯:
本案再审期间,检方就本起事实还向法庭提交了一项新证据,即中国银行扬州分行的分户账及相关银行票据。请检察员举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我申请发言。
审判员 司明灯:
顾雏军说吧。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毕马威报告是由我举报的广东证监局的曾处长主持的。我举报了广东证监局、证监会很多官员,他们会作出对我有利的证据?我相信法官能够判断出,科龙欠格林柯尔至少2.93亿。
审判员 司明灯:
检方发表质证意见。
检察员:
为了进一步证实2.9亿元资金走向情况,我们调取了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和扬州格林柯尔的账户情况。关于具体的内容,检察官不做宣读了,因为这是客观性证据。检察官总结一下,以上三份银行账户,即我们调取到的11份银行票据,能够与在案其他银行分户账、银行转账支票、原审被告人张宏的供述、证人金立明、翟晓明、高国平等人的证言以及相关银行工作人员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实2.9亿元资金的流向情况。检察院关于证据举证完毕。
审判员 司明灯: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提醒法庭,挪用资金的资金走向图, 一审时已经有了,但是现在这个图和一审的时候是不同的,请求采信一审时提交的资金走向图。
辩护人 童汉明:
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说明了是公司间流动而没有进入个人账户。
辩护人 陈有西:
不补充。
审判员 司明灯:
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
没意见。
辩护人 马振彪:
三性无异议,证明效力及目的有异议,赞同童律师的发言。该证据证明了是在严谨环境下通过银行转账,是法人之间的。检方曾经讲了一句话有逻辑上的错误:无论是公司的法人还是董事长都无权,他把法人的概念混淆了。这些账都是在法人之间,不是在法定代表人之间转账。我们俗称的企业之间的转账,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审判员 司明灯:
报告审判长,对原审认定的第一起挪用资金事实的法庭调查完毕。


【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员 司明灯:本案开庭前,顾雏军申请谢伯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检方没有异议,本庭经研究,决定予以准许。现在请法警传证人谢伯阳到庭。

审判员 司明灯:请坐下。你是谢伯阳吗?庭审前,合议庭已对你的身份等情况进行了核实,请问本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单位工作?当时的职务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职务?和本案当事人的关系是?

证人 谢伯阳:当时我在全国工商联工作,职务是副主席。现在我是国务院参事。当时工商联和格林柯尔有一个危机处理小组。我是分工负责这个小组。

审判员 司明灯:谢伯阳,作为证人,你已在庭前签署保证书,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没有?

证人 谢伯阳:清楚。

审判员 司明灯:顾雏军申请你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主要是认为全国工商联曾代表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处理其财产和债务,能够证实是科龙系公司占用格林柯尔系公司资金而不是相反,从而证明顾雏军没有犯挪用资金罪。请检辩双方围绕科龙系公司是否占用格林柯尔系公司资金这一问题发问。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证人谢伯阳是否有要发问的?

辩护人 陈有西:感谢谢伯阳副主席出庭作证,你是哪年介入格林危机处理小组。

证人 谢伯阳:2005年左右。

辩护人 陈有西:工作内容是什么?

证人 谢伯阳:委托工商联来处理格林柯尔系的资产,围绕三个重点上市公司开展工作,其中科龙是工作最多的一个方面。

辩护人 陈有西:当时是否对科龙和格林的资金往来核查并形成材料?

证人 谢伯阳:我们小组没有,但是我知道广东证监局委托毕马威会计所进行过审计。

辩护人 陈有西:是否清楚毕马威的聘请及联系人是?

证人 谢伯阳: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我听说是广东证监局的曾处长负责工作。

辩护人 陈有西:你是否见到这个报告?

证人 谢伯阳:没有,但是看到科龙据此做的报告。

辩护人 陈有西: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证人 谢伯阳:反映的是科龙欠格林2亿9千万。

辩护人 陈有西:你是否和广东证监局直接联系?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没有,也没有持有过审计报告。我们不介入案件调查,我们是对公司重组进行工作。

辩护人 陈有西:根据现在的材料,毕马威报告是科龙电器委托的,但是根据您的说法是广东证监局的处长,你是否清楚情况?

证人 谢伯阳:我没有直接参与,在工商联小组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我说的那样。

辩护人 陈有西:毕马威审计时顾雏军的状态是?

证人 谢伯阳:顾雏军应该在拘留关押。

辩护人 陈有西:我没有问题了。

辩护人 童汉明:补充一个问题,公告出来后,对于重组是否有措施?

证人 谢伯阳重组接手人海信实际上在顾雏军失去自由前就和顾雏军接触过,在顾雏军失去自由后,我们工商联小组在中间进行了协调工作。做的第一个协议科龙、格林、海信都在里面,有转让价格,是9个亿。后来这个协议不行,用7个亿的现金及2个亿的欠款用其他方式偿还,海信仍然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决定的是6.8亿现金加2.2亿垫款,垫款由顺德垫付。这个借款是讲明是由科龙和格林对账后,科龙欠格林的钱当中弥补。所以我认为,这个数额和审计报告列明的谁欠谁的钱的结论应该是吻合的。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你是否需要发问?

检察员:您是否在办案中向司法机关提供过情况。

证人 谢伯阳:没有,没有人问过。

检察员:您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情况?

证人 谢伯阳:通过该公告。

检察员:您是否清楚如何出结论?

证人 谢伯阳:我不清楚,结论也是来自公告的。

检察员:除了刚刚您所述的情况还有其他情况可以证明科龙欠格林的钱吗?

证人 谢伯阳:我就知道这些情况,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了。

审判员 司明灯:顾雏军有什么问题需要询问的?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律师已经问过。

审判员 司明灯:张宏,有什么需要发问?

原审被告人 张宏:没有。

审判员 司明灯:证人谢伯阳作证完毕,请法警带谢伯阳退庭。

【对原审认定的挪用资金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长 裴显鼎:下面对原审认定的挪用资金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原判认定本罪有二起事实,先由审判员司明灯主持进行其中第一起事实的法庭调查。

审判员 司明灯:现在由我主持对原审认定的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事实的法庭调查。

审判员 司明灯:原二审裁定认定: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州亚星客车),指示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以顾善鸿、顾雏军父子的名义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格林柯尔),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同年6月18日,顾雏军指示姜宝军等人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指示张宏从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科龙)调用资金4000万元,通过江西科龙的银行帐户转至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格林柯尔)的银行帐户,并于当日将该2.9亿元转至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25897 608 093 001帐户内(简称608帐户)。加上顾雏军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至同年6月20日,天津格林柯尔608帐户内共有存款8.03亿元。同日,从天津格林柯尔608帐户分两笔划出各4亿元共计8亿元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善鸿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后从江西科龙分五笔共转入科龙电器2.5亿元。原审认为,顾雏军、张宏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审判员 司明灯:对于本罪,原二审裁定共列举39项证据。庭前会议中,辩方对其中的26项证据提出了异议。现在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分组质证。第一组证据分别是证据1、4中的部分证据和证据20。证据1是科龙电器2.5亿元用款申请单、江西科龙4000万元贷款资料及时任科龙电器总裁刘从梦、顾雏军秘书施准的证言。证据4是江西科龙关于转出4000万元的说明。证据20是姜宝军的供述。原审列举这些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本起被挪用的2.9亿元资金分别来自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其中,科龙电器的2.5亿元资金是经顾雏军同意,由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出;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资金是根据顾雏军的指示、张宏的安排从江西科龙划出。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辩护人先说。

辩护人 童汉明:第一,对用款申请单记账凭证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除了证明是还款之外,还证明是正常程序审批的流动资金,系刘从梦等多人审批过的用款。第二,顾雏军在不确定是借是还的情况下主动认定为借款。第三,这些款项从冰箱公司转出,肯定属于冰箱公司,办理手续的是冰箱公司的领导,因为不是科龙就认定不是科龙的证据不足。第四,我们同意原审裁定中认定2.5亿元转出不是顾雏军指示的证据。这笔款项属于科龙冰箱是非常清楚的。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二审没有开庭,我也没办法和二审法官说这个。要证明这点在一审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还是感谢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调取了毕马威报告。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现在主要是就证据1、4中的部分和证据20进行质证。

辩护人 陈有西: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5亿资金的主体是科龙冰箱,但顾雏军不是科龙冰箱的管理人。不能将科龙冰箱和电器混为一谈、将科龙系和格林柯尔系混为一谈;格林系还享有科龙系的3亿债权,所以这是收回借款,不是擅自挪用。认定挪用资金的时间有三天,我认为三天或几天,哪怕一天都是挪用资金,都不影响定性,但是影响情节考虑。挪用资金是公司对公司,现在指控的是顾雏军个人,但实际上是法人和法人之间资金调用。毕马威报告能证明谁享有债权,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异议理由辩论中还会详述。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当时科龙和格林很多资金往来。旺季我们借给科龙,淡季科龙还给我们,时间上三天左右,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关系,不构成犯罪。陈律师刚刚说的都是术语,但我认为就是还我的钱。我要钱注册,把我的钱拿回来。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先请我的律师发表意见。

辩护人 马振彪:对该六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证明的是法人之间的借款,违规但不违法。人民币的特性是一般种类物,借出的所有权不是使用权,公司之间资金走向是企业行为,走向哪里是科龙和格林的问题。这个钱是企业之间的流动,与本诉罪名无关。证据4也是这样,证据20,讲了说顾雏军电话指示我划走2.5亿元,说短期借用2.5亿元,是短期借用,不是挪用,挪用才是违法,借用是违规,恰恰证明了顾雏军当时原话说的是借用。总体证明没有违法事实。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同意代理律师的意见。我补充一点看证据1、4、20,是我自己操作的,包括贷款金额,是别人做好笼子,姜宝军不知道我贷款多少钱,他谈的金额和我贷款的金额都不一样的。我不过多解释,希望法庭辩论给我机会说明事实。

辩护人 童汉明:我还有质证意见没有发表完毕。金黎明说明是事后个人加盖公章,没有证明效力,不代表顾雏军及公司。对姜宝军供述的证明对象是有异议的,其陈述所用的借用以及事后的财政制度都说明这是借用而非挪用。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请发表意见。

检察员:刘从梦虽然是广东科龙冰箱的董事长,必须服从顾雏军的安排。姜宝军2006年供述:“广东科龙冰箱是否于2006年支行上划拨2.5亿元到江西科龙的账户……顾雏军签字确认,但顾雏军没有签字确认……”

原审被告人 张宏:反对用展示放灯片的方式进行质证。请求审判员予以制止。(举手)

审判员 司明灯:张宏可以保留意见。

辩护人 陈有西:提醒检方,你们在质证,不需要开示证据,姜宝军也在庭上,可以直接传唤,这样与庭前会议效力要求不符。

检察员: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对此有异议,我们注意到法庭将证据进行了归类,主要是为了解决2.9元资金的归属,以及顾雏军、张宏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检察院接下来将分两部分进行说明。第一,部分本案中2.5亿元资金的归属问题。首先不论用款申请单是被告人姜宝军的供述,相关证人证言等均为原审裁判举证质证,并且依法采信的证据。如果辩护人对原审裁判已经认定的证据仍旧提出质疑的,应当向法庭出示能够推翻上述证据的确切证据材料。第二,顾雏军是否在科龙冰箱任职不影响2.5亿元资金的归属。2005年12月2日,广东科龙电器出具了一份说明,法庭播放该说明的幻灯片。说明的内容是关于广东科龙冰箱从中国银行容桂支行账户2003年6月18日转入江西科龙公司。中国银行南昌分行账户2.5亿元的款项。经核实,是广东科龙电器中国银行容桂支行账户转入科龙冰箱有限公司。2003年1月至2003年6月公司明细账查明2.5亿元资金是广东科龙电器自有资金。接下来请法庭播放一下。(播放幻灯片)

辩护人 陈有西:对这个方式有异议。如果有新的证据来反驳质证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么干。那就我们要全面开示证据。所以我们反对你们用这种方式来质证。质证只是针对证据三性。

检察员:叙述证据内容是我们进行质证反驳的需要。需要陈述这2.5亿用途,证人刘从梦,讲到2.5亿元转入江西科龙是异常的。检方需要引用证据来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审判员 司明灯:考虑各方对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对于已经质证的证据,不必再详细引用,可以直接说明证据名目。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认为检方陈述过多。

辩护人 陈有西:我认为姜宝军在庭审中对自己曾经的陈述进行了推翻。这个超过审判员约定的范围。如果要开示新证据,应当让姜宝军在场。审判员,我们请求还是要遵守庭前会议约定。我们已经明确讲了。一组一组举证。双方进行综合质证。如果检察员违反约定的话,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一再说了,现在是质证不是你开示证据。

辩护人 马振彪:我认为这是将辩论意见在质证阶段进行了发表。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认为检察员在浪费时间。

审判员 司明灯:辩护人的意见成立。检察员请围绕这一组证据的三性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认为对方这个做法不对。现在是质证,到辩论的时候再陈述意见。希望法庭应当公正审判。

审判长 裴显鼎:我提醒各方当事人,法庭已经明确表示过辩方的意见所提有理,并要求检察员跟随法庭规定发表意见。法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在所有在场人员旁听人员的见证之下,顾雏军,你也听从法庭的指引,不需要担心。各方平复情绪,庭审继续进行。

检察员:针对第1、第4和第20项证据,检察机关认为该三份证据的三性没有问题。从第1份证据来说,已经能清晰完整地证实了2.5亿元资金的归属,以及2.5亿元资金科龙冰箱账户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的整个过程。关于第4项证据的部分内容,也证实了江西科龙明确表示4000万元属于江西科龙的自有资金。第20项证据,我们认为是与第4项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该2.9亿元资金的归属,以及资金的流转情况。

审判员 司明灯:现在质证第二组证据,分别是证据1、4中的部分证据、证据5、6和证据9。证据1是银行转帐资料、贷款资料;证据4是江西科龙划款2.9亿元的资金线路图、归还部分款项的资金线路图;证据5是江西格林柯尔的证明、天津格林柯尔和艾柯企业(天津)有限公司(简称艾柯企业)开户银行和帐户情况统计表;证据6是江西格林柯尔关于3241、5407、5427帐户收付款情况说明三份;证据9是江西科龙还款2.5亿元给科龙电器的原始凭证及时任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出纳科科长佘修仪、江西科龙总裁助理的翟小明的证言。原审列举这5项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的2.5亿元资金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资金共计2.9亿元资金,经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银行帐户不断划转,最终被汇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帐户,用于顾雏军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另外,原审列举这些证据,还证明了扬州格林柯尔用于验资的8亿元资金的具体来源,以及验资成功后立即将2.5亿元资金返还给科龙电器的事实。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请我的律师先说。

辩护人 童汉明:综合质证,对转账单等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6不是全资子公司,对三性不认可。证据9,对证人证言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明了还款2.5亿元,款项已经回来了这个事实,但不一定是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返还的,我们认为这个款项到哪公司就是属于哪个公司。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在定罪的过程中,对证人证言都没有任何异议,只取决于司法鉴定报告,一审判决在将22个司法鉴定报告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判决有罪是个笑话。非常感谢这次第一巡回法庭把科龙的公告作为证据在法庭上进行质证,对于这点我非常感激。钱是谁的,是最大的争议。

原审被告人 张宏:提请发言,我认为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公安收集证据的环境非常宽松。我受到了非常大的精神压力。

审判员 司明灯:张宏平衡一下情绪。我们在质证的时候就是分别进行对证据进行质证,没有必须相互争执检方如何或者辩方如何,我们现在回到庭审,围绕证据进行质证。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坚持我的观点,但是为我的激动态度向大家道歉。

辩护人 马振彪:对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不具有特殊效力,借用的是所有权不是使用权,在民法上,货币之债也是种类债。天津格林这笔钱借出之后跟江西格林已经没有关系,属性已经变了。按照证据资金的走向图,这都是企业间资金的流动,对方认为是挪用,违反了人民币的根本属性。最终是否挪用,是由该款项用在何处来判断,对方没有看到人民币的属性。我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对该组证据有何意见?

检察员:辩护人讲到引用其他案件事情,检察员认为其他案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与其他案件认定的是否构成挪用资金存在本质性差别。结合现有的证据看,法庭列的证据均是客观性证据,从证据1、4、6、7、9项,涉及到的都是银行的票据凭证,从单一的凭证或者票据,的确无法反映资金的全貌,结合票据的整体,每个环节、资金的转出情况,资金从哪里来,最终到哪里去。本案与其他案件最本质的区别就是2.9亿元最终到扬州格林柯尔公司。证据4资金项目图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顾雏军再审案后,为了查明案件真相,做了大量工作,在复查顾雏军挪用2.9亿资金的事实,请法庭播放资金项目图。

审判员 司明灯:我询问一下顾雏军,这个2.9亿元挪用,其中2.5亿元已经还了,4千万是否已经还了?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这就是我们旺季借给科龙的钱,之前一审也没有调查这个,我们后来还借了钱给科龙,应该是远远大于4千万。前面的2.5亿元只是碰巧整个儿还的。

审判员 司明灯:你的意思是说4000万元已经还了?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不是还了,这是我的钱,我把我的钱借给客户使用,我借的这个不是两年九个月,不是两年。要不一审判决会让我还钱的。

辩护人 陈有西:请求补充意见。

审判员 司明灯:让张宏先说。

原审被告人 张宏:这个钱不存在还不还,我也不记得了。

辩护人 陈有西:我同意检察员说的,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还应该有更大的线路图。科龙经营中资金不足时,全部是向格林借的,顾雏军带来了1.7亿美元入境。检方没有查出格林流向科龙的4.87亿元,无论是审计报告,科龙欠格林起码有3.62亿,这2.5亿是不是还了完全没关系的。要搞清楚基础的格局,要公安机关客观全面的侦查,现在最高院调取证据非常清楚,还了这个至少还有2.93个亿。

辩护人 童汉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4000万和另外还科龙当时是1.3亿要不要还,这个是应该还是借的。毕马威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

辩护人 马振彪就刚才4000万是否还了的问题,如果说格林柯尔所拿出的钱大于科龙,科龙欠钱,那么没必要去讲四千万,我们还是应该算总账。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认为4千万还了吗?

检察员:根据证据显示,4000万元已经归还。但检察院认为,在此检察院还是想结合刚才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律师发表的意见,向法庭出示幻灯片。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总的资金流向等一下出示。

检察员:好的。

审判员 司明灯:现在质证第三组证据,分别是证据10-16以及证据19,都是言词证据。其中,证据10-16是时任江西科龙和江西格林柯尔的财务主管高国平、江西科龙总裁助理翟小明、江西科龙副总裁金立民、江西格林柯尔会计曲朝霞、北京格林柯尔副总裁林科、江西科龙财务会计周健和天津格林柯尔职员刘为民的证言;证据19是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的供述。原审列举本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张宏受顾雏军指使,具体指挥金立民、翟小明、高国平、曲朝霞、周健等人将涉案的2.9亿元资金及顾雏军筹集的其他资金,从江西科龙划至江西格林柯尔,再从江西格林柯尔划至天津格林柯尔,最终将筹集到的8亿元资金,从天津格林柯尔银行帐户分两笔各4亿元划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帐户,用于顾雏军父子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林科具体负责办理扬州格林柯尔的工商登记事宜。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律师先说。

辩护人 童汉明:在辩论发表质证意见之前,我想那个先给大家看一个表。翟小明是江西科龙的总裁助理,有24次的询问笔录。副总裁金利明有14次询问笔录。高国平的笔录也有21份。采取了长时间高强度的取证,取证态度不好,对上述所有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9,张宏在庭上,可由其对供述做解释。

辩护人 陈有西:没有补充。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律师先说。

辩护人 马振彪:因为高国平、金立民、翟小明的证言涉及到张宏,我专门到了江西,当时他们跟我谈的时候,说当时公安对他们威胁,现在时隔多年不能再找回来作证。但是他们多次证言之间存在矛盾,如何采信?比如证据10,高国平所说董事会已经讨论,但是他没有身份去了解高管动向,所以证言不能采用。比如曲朝霞的证言,其陈述填了银行对账单是没有证明指向,我认为不采纳为好。检方如果认为是真实的,应该拿出其他证据对应。张宏被羁押的时候环境也非常差,对人的压力很大,我认为那个期间的陈述完全不能采信。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辩护人说了你们是否还有意见表达?

原审被告人 张宏:刚才我情绪不好,态度不太稳定,我道歉。第一、请求合议庭用发展的眼光考虑这个案件。考虑当时的证据采集是什么历史背景下的形成的。请求检方也要采取发展的态度。第二、律师建议我参加庭审,但是我认为检方的态度没有办法还原历史原貌。

审判员 司明灯:张宏,关注焦点回到证据质证上。

原审被告人 张宏:检方陈述认为顾雏军指示我去扬州办理格林柯尔的注册。我告诉大家,我是科龙的执行董事,顾雏军是董事长,肯定是他给我安排任务的,事情我做了。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挪用资金罪是要书证,就是要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要司法部专业的会计师进行鉴定,没有这个不能定罪。有人能够证明我挪用科龙的资金吗?整个资金走向有一个人知道,是刘从梦,因为他是科龙的总裁,但是他即使知道也会作伪证。现在来说资金走向不能仅单线讨论,资金在两个集团之间的走向要总体考虑。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对该组证据有何意见?

检察员:检察员对该组证据有异议。鉴于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多次提到原审证据的合法性,检察员简单说两点。第一,原审认定的证据都经过举证质证。如果辩护人认为这些证据是违法的,请拿确切的证据出来。第二,庭前会议的时候,我们已经关于非法证据的问题,达成了合意,但是这次在正式的庭审过程之中,无论是被告还是我们资深的这些律师,屡次针对以上问题一直进行纠缠。我认为法庭应该注意这种情况,针对刚才张宏律师提到的高国平能不能作为证人的?我只说一点。高国平是江西科龙总裁助理,金立民是江西科龙的副总裁,都是所有资金调拨的亲历者、参与者、实施者。如果他们还不能证明资金划拨的行为,还有谁能够证明?接下来刚才童汉明律师也还引用了一些数据,检察员也提供一些数据。在案证据能够证实挪用资金,例如张红就至少有亲笔供述13份,且这些供述的内容均基本一致;更为主要的是,张红在到案第一天就向侦查机关主动交代了其违法犯罪的主要事实。无论是证人高国平、翟晓明、金立民、林科、周建、曲朝霞,以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的供述,相互之间可以彼此印证。检察员对以上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是客观真实的,能够全面的反映案件事实。

审判员 司明灯:现在质证第四、五、六组证据。有辩护人举手示意,你说。

辩护人 马振彪:我认为,第一、公诉人没有完全重新审视案件,不能说根据一、二审裁判文书就认定事实。第二、刚刚公诉人跟我说高国平讲假话。我认为高国平的职位不可能知道科龙公司拿出资金去注册扬州格林柯尔,科龙的高管不可能和下级讨论这个情况。并非高国平不能作为证人,而是以高国平的职务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证据不应采纳。

辩护人 陈有西:我认为原审已经采信的证据,不能认定证据三性自然有效。近期的重大错案都没有辩方提供的新证据,就是凭借原有证据无法确认最后全部推翻。经济案件取证尤其困难,没有死人回家真凶出现,就靠辩论体现,希望检方能够更新观念注意立场。

审判员 司明灯:第四组证据,是证据8,即天津格林柯尔的董事会决议和委托书。原审列举该项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天津格林柯尔为顾雏军、顾善鸿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代为出资8亿元的董事会决议和委托书是无效的。庭前会议中,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对该证据没有意见,但张宏的辩护人对该证据提出异议。第五组证据,即原二审裁定第84-90页所列举的证据2-5、8-11。其中证据2、8、9分别是原审被告人张宏、严友松、姜宝军的供述,证据3-5、10分别是证人高国平、翟小明、金立民的证言,证据11是江西科龙出具的证明。原审列举本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江西科龙与江西格林柯尔之间的非正常资金划拨问题,江西科龙自2002年成立后,顾雏军未经董事会讨论同意,指使张宏从江西科龙调拨大量无贸易背景的资金达25亿多元,至2005年4月份证监会对科龙电器进行调查前,江西科龙的资金缺口为6.37亿元。第六组证据,即原二审裁定第84-90页所列举的证据1、6、7。其中,证据1是顾雏军签署的《印章保管使用制度》;证据6、7分别是时任天津格林柯尔副总裁方志国、黄冬的证言。原审列举本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顾雏军签署的印章保管制度的效力问题。即在顾雏军经营管理的公司中,一万元以上的资金支出需经保管财务专用章与法人章的二位监印人分别电话请示顾雏军同意后才能加盖印章。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高国平不会知道20.2亿元的事,是有人引导他随口胡说,这个数字也不对,毕马威报告记载的是13.36亿,高国平对情况都不了解。我们借给科龙约24亿,科龙还约21亿。我没有签字,谁敢让我注册公司。

审判员 司明灯:顾雏军,注意用语文明。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一审的时候我说证据上有十三个签字都是伪造的,法官问对方说这十三个签字,顾雏军认为是伪造的。公诉方说是提供给对方参考,没有说这个是顾雏军签的字。

审判员 司明灯:你的这个发言与本组证据没有直接关联。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其他证言也都是胡说八道的。要我现在如何证明27.8亿,反正指控我有罪的证人证言,我都认为是虚假的。

辩护人 童汉明:证据1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意见同意顾雏军。证据1,该制度制定于1996年,不能证明2002年后还在用,也不能证明那之后的事实。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同意这个董事会的签名是我签的了怎么地?

审判员 司明灯:顾雏军不要擅自发言,要发言请举手示意。

辩护人 童汉明:张宏让他自己说。高国平、翟小明、金立民等证人都被当做嫌疑人对待,这些证言都不承认。

辩护人 陈有西:不再补充。

审判员 司明灯: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律师先说。

辩护人 马振彪:顾雏军否认证据8的签字。如果他认可这个签名,则可以推导出,前面行为都是公司行为,后面出具的证明,就是同意他拿去注册扬州格林,天津格林是资金的所有人,借钱给顾雏军,可能违规但不违法。证据1-11,有其他事实可以佐证就可以证明。但是只有证人我都不认。证据11是江西科龙出具的,严格上讲科龙才犯罪,科龙在顾雏军失去自由后出具这个,想证明顾雏军构成刑事犯罪,不能被采信。

审判员 司明灯:检察员对该组证据有何意见?

检察员:再审案件不同于一审,但是再审案件启动后不意味着原审认定的证据都有问题。关于毕马威报告相关页数,在庭前会议的时候已经达成合意,反对刚刚又把这个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关于刚才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关于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过多的我不展开了,只说顾雏军已经就董事会决计明确作出说明,张宏也有过明确说明,均是否认董事会决议的具体内容。第二,关于印章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的问题,均证实了江西科龙与江西格林柯尔之间存在大量的未经董事会同意的、未有真实贸易背景的、非正常资金划拨,涉及金额达到26亿元之巨,并且均是顾雏军直接指示张宏进行划款,张宏再安排高国平、翟小明、金立民等人具体负责。检察员的质证意见发表完毕。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刚才这位检察官居然引用证人高国平证言,注意这个欺骗性的手法。用原来的这样的鬼话来欺骗法庭,这样的人,我真的不想说,我想让法庭判断。

审判员 司明灯:顾雏军你可以说你的观点,但要注意说话用词。张宏你还有什么要补充?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律师发表完意见以后,我再说。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的意思,让律师先说。所有跟这个案子相关的证人证言,我不敢肯定他们都是说谎,但是希望法庭考虑,他们人被抓走,受到了压力,请法庭考虑。第71页的证据本来这件事打算是在辩论的发表意见的时候说的,但是现在我先发表。证据8,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公安机关就讯问了我四次,应该把4次笔录都出示给法庭。

【对证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提供顾雏军案相关材料的复函》的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申请调取中国证监会2005年5月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证据材料。庭前会议之后,本院调取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提供顾雏军案相关材料的复函》。在开庭审理前,本院已组织检辩双方对该证据进行了查阅。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法庭调取的证据跟我们要求调取的证据无关,我们要调取的是如何立案。我们是想通过最高法院调查证监会违规立案的事实。

辩护人 陈有西:证监会对最高法院的调取是应付方法,回避了所有过程和决策最要害的问题。证监会提供了三份公开的文书,但这三份东西根本不需要调取。证监会在没有进行上市公司的违规调查、行政听证、处罚的前提下,直接向公安部出具了8项罪状,最重大是83亿,导致了本案错误启动,到现在中国证监会还是回避、隐瞒了8项罪诬告的事实,并没有真正履行提交的行为。我方在法庭辩论中将全面向法庭展示。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我要求调查原来证监会是如何违法违规启动调查。证监会内部有没有正常启动,对本案的审理是重要的证据,如果可能,申请最高法院能够调取。

辩护人 盛冲:没有补充。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由辩护人发表。

辩护人 马振彪:这三份证据不能证明我们要求的证据。证监会根本没有拿出应该拿出的证据。不能因为证监会的处罚书就证明处罚是正确的。我们跟证监会因为这个事情存在行政诉讼。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你们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对于立案的登记及报告,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没有补充。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项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没有补充。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员对该组证据有何意见?

检察员:检察员认为该组证据是国家机关依法调取的,对这组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

【对新证据进行举证、质证】

审判员 罗智勇:下面,首先对检辩双方分别提交的第1、2项新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该两项证据分别是辩方提交的股市走势图,检方提交的指定数据统计,以及广州中院129份调解书。该两项证据在庭前会议中已展示,举证时请简要说明证据名称及证明事项即可。张宏及你的辩护人,请先发表对这两份证据的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由律师先说。

辩护人 马振彪:2005年深圳股市的走势一共6页,我们从大盘的走势图及参照其他相关产业的走势图放长一段时间看,2005年4月到2005年9月,其他5家大盘走势都是基本一样,确实有下降后上升。看科龙是否给股民造成损失,应当从较长的范围内通过比较,看科龙是否给股民造成损失。证监会调查公告说科龙给股民造成了损失。从总的看,科龙没有给股民造成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不能证明科龙给股民造成损失。证据2,有几十位股民在广州中院起诉包括科龙、顾雏军、张宏的行为给股民造成损失,要求赔偿,我们向法庭出示证据,法院认为股民所提出的诉求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侵犯股民的利益现实存在,要求他们撤诉,当时股民都撤诉了。在赔偿的诉讼中,没有一个股民胜诉。

辩护人 盛冲:对证据三有异议,股民和科龙达成调解书,这些股民在撤诉后又单独和公司达成调解,这个调解书不具备证据效力。调解书,根据民法通则第30条的规定,是双方当事人资源的意思表示,不代表是顾雏军、张宏自己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顾雏军等人给股民造成了损失。撤销起诉是认为科龙无罪才撤销。证据3跟本案没有关联关系。

审判员 罗智勇:这几份证据双方都发表过意见,因为双方意见不同意,到此再进行质证,希望双方的意见不要过多陈述。张宏对律师申请的意见有否新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同意我律师的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辩护人,有否补充?

辩护人 童汉明:我们同意张宏的意见,确认证据的三性。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同意他们的质证意见。

辩护人 陈有西:我强调一下,现在申诉是审查原审判决是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得当,这些小股东的诉讼时间发生在本案判决之后,即2008年1月30日之后,即小股东诉讼案件发生在2009年后,所以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采信。本案是申诉人启动的案件。控方没有新的证据,本案是一个申诉审,不是抗诉审。

辩护人 袁军:我想强调一下,小股东提起诉讼依据是证监会认定的违法行为,虽然基于同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并非是构成刑事违法的依据,所以我认为这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审判员 罗智勇:晏果茹、刘科是否有新的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没有。

原审被告人 刘科:没有。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机关一并发表意见。

检察员 杨军伟:在庭前会议时检察员提交了两份新证据。第一份新证据是在第一组证据里。检察员提交的新证据是2005年4月1日至6月30日,深交所调取证据的基础来源为科龙电器股票交易的原始数据。根据该份证据,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后,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对比同期深圳大盘举个例子,科龙电器股票跌跌停停,5月11日的跌幅是因为科龙电器虚增利润披露不实等原因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因而导致其股价连续下跌。至于原审被告人张宏及其辩护人提交的深市大盘以及相关产业上市公司和科龙电器股价走势来源不能确认,检察员对该份材料有异议,同时认为即使确认其真实性,也不能达到辩护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2005年5月10日至公告之后,其他股票的走向均没有达到证明目的。在第二组证据的是小股东诉讼的情况。该证据是由海信科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检察员认为该份证据是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客观性合法性均没有问题。海信科龙提交的证据材料站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立场,依法予以收集。对于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提交的民事裁定书,检察员认为证据的三性没有问题,但是该份民事裁定书明确记载被告有8人分别是海信科龙,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张宏、方志国等撤回并经法庭准许。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张宏等6人的撤诉实际上并没有撤回,所以说这份证据不能达到辩护人的证明目的。

【此前消息】

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员 罗智勇: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严友松的辩护人向本庭申请魏五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检方没有异议,本庭经研究,决定予以准许。现在传证人魏五洲到庭。

审判员 罗智勇:你可以坐下。你是魏五洲吗?请坐。魏五洲,庭审前,合议庭已对你的身份等情况进行了核实,本案发生时,你是否在科龙电器工作?担任什么职务?

证人 魏五洲:是的,我在科龙工作,是冰箱冷柜营销本部总监。

审判员 罗智勇:魏五洲,作为证人,你已在庭前签署保证书,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没有?

证人 魏五洲:清楚。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你对证人魏五洲是否有要发问的?

辩护人 袁军:我来进行发问,魏五洲你的入职科龙时间是?

证人 魏五洲:2003年。

辩护人 袁军:职责是?

证人 魏五洲:已经说过,是冰箱冷柜营销本部总监。

辩护人 袁军:你工作中是否有压货销售?

证人 魏五洲:压货销售是我们核心工作方式。

辩护人 袁军:据你知道,科龙何时开始压货?

证人 魏五洲:在我进入科龙之前就有,这是约定俗成的工作方式。

辩护人 袁军:就压货销售的工作是否有很多会议?

证人 魏五洲:会议是非常多的,每天每周都有的。

辩护人 袁军:2004年是否有召集包括你等人在严友松办公室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进行压货?

证人 魏五洲:我没有参加过严友松组织的虚假销售的会议。

辩护人 袁军:你是否清楚什么是虚假销售?

证人 魏五洲:我不懂虚假销售的概念。

辩护人 袁军:如果你不清楚虚假销售,如何在证言中提到虚假销售?

证人 魏五洲:笔录不完整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事情过去十二年,细节我已经模糊。但公安机关录口供是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压货和虚假销售,他们认为两者等同,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压货是营销本部的核心工作也是市场运营的基本手段,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基本营销措施。不属于虚假销售。我们全国各地几千个营销人员每天都在压货,不可能全部认定虚假销售。笔录中他在压货附加括弧,认为是虚假销售的意思。

辩护人 袁军:他是谁?

证人 魏五洲:录口供的公安人员。

辩护人 袁军:你和公安人员发生了争执吗?

证人 魏五洲:我认为他对压货的认识不对。后来都不说压货了,直接说虚假销售。这是一个争执点。第二个点是他问我,严友松是否组织虚假销售会议,我说没有,也没有对此进行汇报。我也不知道严友松是否知道,他说要我猜测,我觉得不能靠猜。

辩护人 袁军:对你进行了多少次的侦查?都是在什么地点?

证人 魏五洲:两次,地点是科龙大楼二楼东南会议室。

审判员 罗智勇:其他辩护人是否有想要发问的?

辩护人 陈有西:你的级别是否能够参加到高管会议或编制年报财报?

证人 魏五洲: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一般不参与。

辩护人 陈有西:你是否能够判断年公司业绩真假?

证人 魏五洲:不能,但是只要是客户有合同并付款,有需求订单,公司各个销售都可以与其发生业务关系,这就是真实的业务。

辩护人 陈有西:你是否认识顾雏军?

证人 魏五洲:他是老总,当然是认识的。

辩护人 陈有西:顾雏军是否要求你虚增业绩或作假报表?

证人 魏五洲:我与顾雏军是正常会议接触,从未听他有上述要求。

辩护人 陈有西:你的笔录中有用词是封存,如何理解这个词?是封了不卖,还是封了但是已经卖掉了?

证人 魏五洲:我记忆模糊了,是否能够更加清晰?

辩护人 陈有西:判决书的第51页中有引用你的证词陈述:具体做法是做成假象,实际是货还在科龙的仓库中封存起来,从而达成科龙的销售收入账面上虚增利润。

证人 魏五洲:所述的两家公司是我们数千家公司中的两家,我没有特别在意。另外封存我认为是已经卖了,不能卖第二次了。

辩护人 陈有西:那么如果有退货,在第二年的财务销售报表中是否要扣减?

证人 魏五洲:财务不是我管,我不知道如何操作。

辩护人 陈有西:你跟经侦总队说的是在2005年8月15日,公安有问你2003年-2004年是否有做假的销售、做成虚增利润,你说有的。你向法庭陈述一下你的这个证言的真实意思。

证人 魏五洲:我认为一开始我说的是压货,后来是公安引导为虚假销售,用括弧标注的方式。这也是我刚刚认为的争执点。

辩护人 陈有西:我问完了,那我们具体的意见辩论阶段继续表述。

审判员 罗智勇:其他辩护人无发问需要,就由检方发问。

检察员:其他问题,辩护人已经问过,再补充问两个问题,压货销售如何操作?

证人 魏五洲:压货是最大程度的挤占经销商的资金及库存。

检察员:具体操作怎么样?

证人 魏五洲:具体操作我不清楚,不需要到我这个层面,底下公司做就行了。

检察员:挤占意思是什么?

证人 魏五洲:就是我要是能够把货压到他们仓库,挤占位置。

检察员:你认为收取科龙的货不出库,就拿收经销商的汇票是否能达到压货的目的。

证人 魏五洲:这个具体操作的情况我不清楚。

检察员:检察员询问完毕,检察员最后认为,鉴于证人魏伍洲的证言和侦查期间有明显的不一致,而且和其它在案证据矛盾,得不到印证。我认为他的很多证言是猜测性的,还是以当时的证言为准。

辩护人 陈有西:我觉得当着证人的面发表这样的质证意见不妥当。

审判员 罗智勇:证人作证完毕,请法警带出法庭。

对原审认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 罗智勇:现在质证第六组证据,分别是证据67-71,即除顾雏军之外的其余五名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原审列举本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上述原审被告人对2002年至2004年间,在顾雏军等人的指使和操作下,科龙电器存在虚假销售即非正常“压货销售”的情况,并在年度财会报告中虚增收入和利润的事实均予供认。这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供述,我想首先听听当事人的意见。下面各位原审被告人先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事实上12月份压货都是非常正常的,比9、10月份压货多很多,因为科龙在春节是一个小旺季。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总的财务负责人应该在报表上签字,由李自成的签字,财务报表不需要我审核,这个事情由晏果茹澄清。证据67,是一、二审法庭定罪的唯一证据。2005年8月5日作的笔录,在此之前应该还有很多的笔录。当时公安机关很多人员说,我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前后作了多次供述,这份是勉强可以使用的证据,所以出现在卷宗中。但是,笔录存在错误。2004年的财务报告截至日期是2004年12月31日,作出时间是2005年,该证据发生在2005年中旬,财务报表早以编辑完毕,不可能反映2004年的情况。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观点不需要再重复表述了。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2005年不容易,营业更好。我们认为2005年财务预算达到2个亿以上。我向公安说的是2005年科龙的预算情况,由我签字、确定。当时我们认为预售可以达到2个亿以上。2004年报已经公布,已经亏损,根本不可能有盈利的问题。该证据上谈到的2004年的盈利实际不是一回事,庭后提交书面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庭后请提交书面意见给各当事人。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想说我们是有知识的人,在被他们诱导、胁迫的方式下做出的陈述。请检察人员注意。

审判员 罗智勇:张宏请发表质证意见。不能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指责检察人员。可以对自己的意见作出解释。

原审被告人 张宏:针对我所陈述的问题,我刚刚都说过了。

审判员 罗智勇:已经记录在案的意见不需要再重复说明。

原审被告人 张宏:第一、在被他们诱导、胁迫的情况下出了很多东西。第二、科龙电器是非常优秀的公司,会用上市公司的要求来运行,作为江西科龙来说,从销售和财务都是垂直的。一个企业在做销售的时候一定是有汇款、出库、采购、生产、入库,销售有回款后,我就一定要按照合同进行封仓。这个工作是系统性的。对一个企业的运行不要凭空想象,一定是有迹可循,通过合同、销售、发票才能够封仓。

审判员 罗智勇:张宏,在质证阶段,可以直接回答你的供述是否真实?

原审被告人 张宏:那我没有话可说了。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同意张宏的观点。从一、二审我一直说有诱供的情况。公安机关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交代清楚就没有事,我当时就说了。讯问记录存在不完整的情况。公安机关要求我必须交代有一个压货、虚假销售的会议。我被逼的没有办法就说了。合同及发票回款的所有手续都是齐全的,我们有些是在管货物发送,跟客户的关系都是分开。

审判员 罗智勇:销售的理由可以放到法庭辩论再陈述。对证言内容中有记录不完整的表达清楚。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我想三点结合起来。要求供应商给我们打款。供应商超过1年,到10月份会给一个解释,要求供应商回款,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行为。现在说存在伪造营销,我感觉到非常冤屈。

审判员 罗智勇:好的,你的意见已经清楚了。

审判员 罗智勇:严友松,对这组证据,就是你们的供述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刚开始有四个方案,方案的变化我作了详细说明。会议上进行了表述,我就直接签字了。一、二审开庭都质证了,作为我定罪的证据。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公安机关作问询笔录的时候我谈了很多公司、生产销售的情况。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对我讲不是针对我的,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我认为调查没有关系就说了。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我想要再补充几句话。一审法庭笔录记录了两个证人被威胁导致不敢出庭的原因。

审判员 罗智勇:这组证据是被告人自己发表的质证意见,辩护人如果有补充意见,可以简要表达。

辩护人 盛冲:姜宝军所谓的供述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所以他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辩护人 马振彪:张宏认为是一个正常的销售行为,他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辩护人 袁军:晏果茹的供述不能作为孤证认定严友松有罪。严友松供述不能说明存在虚假销售。在补充证据30的时候提到,5.7亿是正常的压货销售。二审判决所引用的严友松口供,不能成为科龙公司及相关人员构成违规披露的证据。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员,请发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检察员 赵景川: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员对于第五组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8没有异议。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主张中国证监会违法查处科龙电器目前没有任何根据。对科龙电器违法行为的处罚。中国证监会作出过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务院有行政复议裁决书,相关的法律文书均是合法有效的。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认为证监会违法是个人的主观情愿,站不住脚,辩护人作为法律职业者,检察员认为应当尊重法律,尊重目前生效的法律文书。对证据10没有异议,这是一份客观性很强的书证。对证据63到64,检察员认为这两份证据存在比较明显的取证程序瑕疵,建议不予采纳。对于证据65检察员认为未经一审法庭举证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建议不予采纳。

审判员罗智勇:现在质证第五组证据,分别是证据8、10、63-65。原审列举这些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连续三年披露虚假年度财会报告,剥夺了股东和社会公众对科龙电器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误导,严重损害了股东和其他人的利益。其中,证据8、10,分别是科龙电器董事会公告和深交所出具的科龙电器股价统计查询结果。原审列举这两项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董事会于2005年5月9日发布该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该公司股票在公告发布次日至12日连续下跌,价格由2.93元跌至2.48元。证据63-65,分别是股民陈焕平、陈艳桃、陈永康的证言。原审列举这三项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披露虚假年度财会报告,给其三人造成275万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需要说明的是,在庭前会议中,检方对本组证据中的证据63、64也提出了异议。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程序不合法,二审把一些不合法证据重新拿出来说。一审调查证据取证无效,在二审怎么又依法纳进来?

辩护人 陈有西:证据8,这是科龙电器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披露的公告,顾雏军曾经多次要求证监会具体指出违反了哪一条证券法规,但其要求不被采纳。中国证监会一定要披露违反法规,这样的把科龙电器的商业声誉就严重地破坏了。整个股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违反了什么法规。实际上当时主要查的是2.75亿美金的担保虚假,说是违规出具保函。因为2.75亿的担保把科龙掏空了,这个明显是诬告。这个情节现在没有了。所以中国证监会这个公告本身没有事实依据。没有经过稽查没有经过行政的告知和纠正。这份公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是不成立的。理由是中国证监会移交给公安部的八条罪状,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绝大多数不成立。如果本案刑事判决纠正以后,中国证监会这个公告都是需要撤回的。证据10、9,证券时报里面停牌一小时,直接是由于这个公告造成的。没有中国证监会违背事实真相的披露公告,不会停牌一小时。证据12,2005年5月10日到12号连续下跌三天,从2.93元跌到2.4元,由此证明给股民造成了损失,也就是违规不披露信息的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但是这个证据没有任何关联性,因为这三天整个股票大下跌,不仅科龙电器一个股票下跌,跌至2.4元根本跟违规不披露无关。

辩护人 童汉明:证据63、65被一审法院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我们认为不应当再质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当时股价是大盘性下跌。证监会的公告是基于2.75亿美元担保的事实,现在证明是诬告、是虚假的。证监会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辩护人 盛冲:无补充。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请辩护人说明。

辩护人 马振彪:证据8,与我方无关。证据10,是割裂一个事实,只取对自己有利的。股票下跌的因素很多,不排除在科龙信息披露之后会造成下跌,每个上市公司可能会经历跌停的过程,如果仅以跌停就算作是给股民造成的损失,是违法的。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证据8,关于立案调查的原因,是证监会明确指明违反证券法哪条,证监会坚决不同意修改,直接发布公告,关于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导致股票下跌。股票下跌跟本案披露不披露信息没有关系。股价的变动有多种原因,如果把股价的变动归结在立案调查中是有偏颇的。5月9日,整个大盘跌了3.4,中国的整体的股民在2005大家有一个共识,跟年报没有关系。

辩护人 李江:证明科龙电器因为违规披露给证券市场带来波动导致股民有损失,是为了满足刑法第111条的构成要件。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意见,但该公告的内容涉嫌违反证券法的规定,被调查是因为本案所说的涉嫌违规披露和不披露调查。现有证据根本不足以作为控科龙涉嫌违规披露给股民造成了法定损失。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63、64不合法,同一个调查人员在同一个调查时间、地点对两个证人进行调查,是伪造的证据。这几个证据在一审中被排除,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检方用该证据证明股票下跌,与该证据没有关联。科龙公司是否存在违规披露是法律上的待定状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同意上述原审被告及辩护人的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同意晏果茹的观点。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员,请发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检察员: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员发表意见如下。证据27,是科龙电器财务总监李志成的证言。他的证言证实科龙电器2004年的年度报告,由董事会通过她的证言,证明科龙电器的这种销售应该从2003年开始就有了。因为当时只有合肥维希这家客户有这样的行为,而且当时德勤所出具了标准审计报告,没有引起我们重视,证监会调查和年报披露才全部发现。这样的交易行为,交易虚增利润,深层次目的是能够证明有还贷能力,骗取银行贷款,欺骗股东。

证据28,科龙电器总裁刘从梦的证言证明科龙电器的年报、季报、中报等财务报表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利润都是由姜宝军拍板定下来。然后经审计后再由顾雏军在公司的董事会上通报。证据30,证人陈惠珠等人的证言。作为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员,出具证言的依据是会计师事务所制作的审计报告。他们提到合肥维希公司、武汉长荣公司规模小,成立时间短,销售量大,全部集中在年尾,退货频繁。

2003年底,合肥维希出具的票据到期日全部兑现。这些事实均有在案的书证、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检察员认为这份证据的客观性没有问题。可以证明科龙电器压货销售。在收入确认方面,检察院做一个回应,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第八条,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是被审计单位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德勤的责任问题不影响本案事实。和客户联系的这是证据30。

证据31、37,科龙电器财务人员营销人员等出具的证言,他们是科龙电器虚假销售的直接参与者,出具的证据对本案事实的成立具有关键的证明作用。特别是营销财务科科长罗耀东、财务会计科科长陈晓凯、副科长沈升等人出具的证言对科龙电器通过开单开票,但是不出仓方式进行虚假销售的事实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这些均是在晏果茹和刘科的直接授意和指使下操作的。在第二年大部分退货,并且不是因为质量问题退货。陈晓凯还专门证实压货销售后有三种退货方式。我刚刚通过PPT展示的证据19。我通过杭州远东公司由科龙电器直接把2000万元退货退款,通过汇票的方式退给远东,这种方式就是其中的一种。

证据38-56、59、66、62是科龙电器分公司工作人员出具的证言,就是科龙电器通过分公司向经销商进行虚假销售。其中证人证言还证实科龙电器2002年底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分公司进行压货销售。证据41,霍永新的证言,结合在案的书证以及晏果茹、刘科的供述,科龙电器财务人员的证言可以证实,合肥维希公司、武汉长荣公司的注册资金来自于江西科龙,顾雏军成立这些公司的目的就是帮助科龙电器进行压货,而且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的财务人员都是科龙电器的。所以说刚才这边才会出现罗耀东的合肥维希和科龙电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实际的业务,这两公司主要也是接受科龙电器的压货。

证据43、46、48、49、51、52、57、58、60是科龙电器各地经销商出具的证言,各地经销商配合科龙电器操作虚假销售。审判长、审判员,下面检察员将于PPT的出示具体的内容。请打开证据57,证人是浙江科龙财务经理,证明2004年底通过杭州远东公司进行走账去销售的。

证据58,杭州远东公司总经理出具的一份证言,证实通过是科龙电器通过它进行,这两份证言相互印证,且通过PPT展示证据19的汇票销售。类似的证言就不再列举。检察员认为第四组证据中证言的主体包括证言的收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这些证言也能相互印证形成一个指向一致的证据链。科龙电器实施了开单、开票行为。辩护人提到从检察员认为在证人的笔录里出现这种虚假销售这种词语的情况,这一词语只是说当时在办案的过程中,出于描述科龙电器涉案行为或者介绍案件事实的需要。我觉得在没有违法取证的前提下,这个词语不影响证言的真实性。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我不负责统计,只负责日常开支审批及预算。这点提请注意。为什么还拉我进来,因为没有对李自成先生采取措施。

辩护人 盛冲:和姜宝军无关。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补充一下,现实情况是,明明看到仓库有很多东西,实际上东西已经卖给别人了。未来可能还会根据市场需求等再进行调整乃至退货。

辩护人 马振彪:前两个证据我认为是拼凑得来的,企业中某些发生的误差是否要上升为犯罪?我认为30-62的证据不应当采纳。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我们的票据都是全部或者部分有到的,不存在完全不到。侦查机关对有利我的证据并未采纳,证言183页,物流部的证言是通知物流部单独存放,不要将单独存放货物反应在货物表上。又如99页,证言证实,子公司的报表交给我,小的出入我负责,如果有大的出入就是李自成负责。证据35、证据37都与其是自相矛盾。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我是否可以就检察员的证据做一个表达?

审判员 罗智勇:简要表达,主要针对本组证据。

原审被告人 刘科:针对检察官提供的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按照流程是不允许签字的。公司章程,第一是派专人飞机送回,第二是快递寄回。收件单位都是我们的,罗耀东不应该在原件上签字,这个复印件上的签字我怀疑证据的真实性及形成来源,但没有办法举证,也可能是他的工作习惯而已。对于这一组证据,2005年1月4日的时候退货与否,与2004年的年报已经没关系了。证据27往后的证言,都是调查的基层员工,表达的是通过某总知道其他人想要做什么,这是不适合作为证据采纳的。还有证据38谈到科龙总部发来申请要货,是2005年的事情了。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

我希望补充一点,证言中用虚假销售、虚增利润都是引导的结果。管理层不可能这么跟下层这么表达,可能要求销售额,但是现在看证词都是一个表达, 看起来像是员工的原话,但是我认为都是经过问话引导的。主观方面可信度非常低。这就是我的观点。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还想补充一点,所有人都是经过人力资源部的,我要是任命姜宝军来干这个虚假财报,那他负责的不是这一块,应该抓李自成,但是李自成是外籍人士不能被抓。

审判员 罗智勇:现在质证第四组证据,分别是证据27、28、30-62。原审列举证据30,即德勤所员工姜道蔚、陈惠珠的证言,主要是为了证明德勤所对科龙电器2004年度财会报告作出保留意见,是因为在审计科龙电器向合肥维希公司、武汉长荣公司的销售过程中发现异常,即这两家公司规模小,成立时间短,销售量大且全部集中在年尾,而合肥维希公司又退货频繁。2003年年底合肥维希公司出具给科龙电器的票据于到期日全部不兑现。科龙电器管理层对这些异常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原审列举的本组其它证据,分别是科龙电器及其分公司、子公司和关联公司高、中层管理人员的证言,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主动联系相关公司,操作非正常“压货销售”,即采取在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发票或者销售出库单,收取无真实贸易背景的客户商业承兑汇票等方式,以虚增科龙电器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的手段、过程等事实。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首先针对之前检察官上一个环节的意见做个回应,他的逻辑不成立,12月8日维希来科龙退货,与科龙毫无关系,还会消减科龙的销售数据。正好是跨年的时候退货,不可能构成虚假销售。我不管销售,不管对方为什么要来退货。但是认真算是科龙减少了数据的。这一个环节的证据请严友松先发表意见,严友松销售搞得比较多。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不清楚具体情况。

辩护人 李江:证据27,李自成时任财务总监,对证据三性均无原则意见,主要说明德勤所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理由是姜宝军未参与2004年财报,是否虚假销售不清楚。董事会时亦有同意与不同意,是客观的真实的记录,不能证明造假。证据30,合肥维希公司、武汉长荣公司销售量小而压货量大,会计事务所基于谨慎原则发表的保留意见,证明是真实的披露,没有隐瞒,对有财务风险的也没有回避。对于魏五洲的证言,辩护人申请了其到庭作证。其他证言是工作人员细枝末节的证言,从这些证言无法得出虚假销售的事实,恰恰证明科龙的各个工作人员在各自岗位上参与了销售工作。

我再补充一下,证据30,严友松解释了由细小分销商分散经营转变为大经销商来进行销售,与美的模式是一致的。严友松对这两个公司在主观上是正常的销售策略。

辩护人 袁军: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原则意见,这份证据主要是提出科龙电器销售是德勤所提出的报告,理由是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的交易情况有怀疑,同时也证明姜宝军没有参与部分财务报表的制作。表决的过程中3名股东同意,5名股东不同意,财务报表的制作和发布,并不能证明科龙电器涉嫌造假。证据28,姜宝军是首席财务官,与科龙电器的销售或者压货销售是不是真实没有任何关系。证据30,对德勤所工作人员证言的三性没有异议。保留意见当中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的销售因为规模小压货量大,发表了一个保留意见,不能证明科龙电器的销售就是虚假的,他只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工作作出了保留性意见,这个恰恰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财务情况作出了披露。证据31,因为证人已经到庭等待作证,所以等他出庭的时候再发表意见。证据32至62,无法得出科龙电器工作人员认为本公司有虚假销售或者违反正常业务经营活动,不能证明科龙电器存在虚假销售。恰恰能够证明科龙电器的各个部门各个工作人员在岗位上参与了公司的销售工作。

辩护人 童汉明:对张海军的证言有异议,证明的是货物单独存放,销售权转移,而不能证明单独存放的货物未经销售。杨绍平和杨光华的证言证实总部顾雏军给很重的任务,每到月底分公司都给经销商很多的压货。总的观点是说有虚假销售,但去合肥维希的员工证言都是认为合肥维希的销售是真的。

辩护人 陈有西:证据32,证人其实并未向严友松汇报。证据33,证言系证人的虚假想象。涉及的1.87亿元属于债权行为,对外信息披露是会计师在做,这就是会计行的责任,把责任推到董事长顾雏军身上是错误的。证据33,罗耀东讲科龙销售的情况报给了晏果茹,顾雏军召开会议研究虚增利润,但是他的级别实际上不可能参加并且知道是否有召开过这个会议,这个会议也不符合常理。李自成的证言如何取得我们就不说了,光讲证言内容,是说明了1.87亿是收回债权。对于德勤的保留意见,原审认为是因为科龙担心被退市所以虚增业绩。但2002年、2003年未出具保留意见,但是这两年的压货销售是最严重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保留意见的认定不符合常理。披露内容说有5.7亿元,顾雏军说5.7亿元不要了也不能出具保留意见,这个证明顾雏军并没有违规不披露信息。姜道蔚、陈惠珠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姜道蔚不了解,但陈惠珠了解。陈惠珠的证言和李自成是对上了的,李自成据此上报董事会,董事会上对此出现了分歧意见,顾雏军不同意。披露的责任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董事会只是是否同意披露,责任应当是德勤所的,现在不追责德勤而追责顾雏军是不合理的。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员,请发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检察员 杨军伟: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员对本组证据,发表意见如下,证据三,客观证实了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销售的总体情况,以及压货销售的货物在第二年予以退回,且将收取经销商的货款做退款处理、汇票也未能兑现做退票处理。证据11到25证实科隆公司科龙电器及其分公司2002年到04年通过开出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但货物不出仓库的方式向经销商进行虚假销售的。科龙电器所谓压货销售实际上是虚增业绩的。下面将通过PPT形式展示。

证据19证明科龙电器销售行为的虚假性。PPT第一份证据合肥市维希公司的一份供货方是合肥维希公司。收获购货方杭州远东公司。合同签订时间为12月8日。合同的金额第二份书证左边的下面是一份工商银行汇票。银行汇票的申请人科龙电器收款人杭州远东金额2000万元。就是左边的两份书证。右边的两份书证。右边的两份书证实际上是一张银行汇票的正反面,实际上是同一张银行汇票,是背书后的背书内容。背书人杭州远东公司,被背书人杭州维希公司,签收人罗耀东。签收时间2004年的12月9日,通过这四份书证可以充分证明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合肥维希公司和杭州远东公司签订合同的当天,科龙电器就把所谓的汇票形式退回了杭州远东公司,远东公司在第二天又把该汇票背书给了合肥维希公司。而且这个汇票的签收人罗耀东并不是合肥维希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科龙电器的营销财务科科长。这一组证据足以证实科龙电器通过合肥维希公司进行虚假销售的。也就是说合同刚签订马上就退货。

两份书证是杭州远东公司的。左边这一份是杭州远东公司的一份收货单。发货的供货人,合肥维希公司供货时间2005年的1月4日,对发货单收货人是广州市科龙电器,发货时间是2005年1月4日。我觉得这两份书证再结合金额还有前面的四份书证足以证实。杭州远东公司在收到合肥维希公司的发货后,当天就通过就相当于发给了客户交易作退货处理。可以充分进一步的证明科龙电器通过合肥维希公司纯粹就是为了走账。

科龙电器还通过其他经销商进行了类似大量的不真实、不正常的虚假销售,就不再一一列举展示。检察员认为第三组证据三性都没有问题,足以证实。

审判员 罗智勇:现在质证第三组证据,分别是证据3、11-25,主要是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总部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的压货明细、关于压货销售的情况说明、退货明细、相关凭证,合肥维希公司等关联公司的销售协议、收退货凭证、承兑汇票、发票等财会凭证。原审列举这些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在这三年间连续操作非正常“压货销售”,通过制作虚假财会凭证等手段,以虚增业绩和利润。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认为刚刚检察员的意见我要有个回应,检察员对合肥维希公司成立时间的认识是不对的。我们谈一个年度销售合同一定是从8月30日起的,年底肯定有压货,但是3月份后会有大量销售。空调在9月至10月是不会有销售的,所以合肥维希公司是否10月成立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科龙公司的高管也不可能负责具体某省份的销售。

辩护人 陈有西:第一,合同早于公司成立时间可能会成立,但是这个情况应该对方企业负责,应该由公安查证合肥维希是否违规,而不是科龙的责任。第二,也存在个体工商户曾经经营,后来规模扩大,先签合同,公司成立有了公章再加盖公章。第三,交易成立不以营业执照为准,以交付货款为准,公安机关真正需要查清的是是否真实发生交易,是否付款,承兑汇票是否拿到,以上证据合成证据链。保留意见是严重损害商誉的,顾雏军宁愿不要5.7亿的销售业绩,也要求无保留,但是德勤一定披露。顾雏军5.7亿都不要了,他要求真实的年报披露,为什么几百万要伪造。

辩护人 童汉明:这个表格没有来源及制作者,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本年的8月份是销售年度开始,销售商为了享受年度政策,即使不能参与整个年度销售,也要求整个年度的签订协议。

辩护人 盛冲:补充一点,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任何公司成立前筹备过程中,可以进行合法经营活动,不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公司成立获得合法工商认证后,履行协议加盖公章,没有不合法之处。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我和该组证据无关,但是希望发表观点。第一是我希望检察员重新审视案件,第二是我认为经过董事会决议,除了三名股东之外其他董事的责任如何认证?

辩护人 马振彪:我认为冰箱批发协议是一个批发协议、框架协议。我不是为维希辩护,但维希违法无法反过来证实科龙违法,对方有瑕疵,不应当由科龙承担。这是简要对上一个证据质证环节检方意见的回应。对于第三组证据,我认为企业成本有很多,只拿出压货明细就认为成立压货,逻辑是倒置的。对于证据25,我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压货是犯罪的话,前提不能成立,证据12-25讲的是压货不是退货,那么他们就都没有意义。销售的记录是接续的,退货后会记入下一个销售流程。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我们的制冷年度是8月30日到下一年的8月30日,这是一个标准合同,多数经销商都是适用这个标准合同的。检方所控的情况实践中很可能出现。提供这个表的人对压货要清晰概念,我只能认定这是一组数据列表,不能明晰证明问题,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

辩护人 袁军:第一、该组证据三性有异议,第二、证明目的不同意。第三、证据11-25是合同、压货清单、登记机关出具的工商登记资料,这些证据正好证明科龙电器的销售是由大大小小合法登记的公司组成的,是如实记录了开票未发货、发货及退货的清单,证明的是真实客观的商业经营活动,这个压货是否虚假销售,不是我要证明的事实。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对于证据三是伪造的,具体单据制造过程我都不清楚。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我想知道这个表,调查机关根据什么原则规则统计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罪证,没有指向。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对证据3不承认。至于后面的证据11-25,因为这里列举的证据,经销商除了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以外,还有许多经销商我本人负责的,其他的经销商跟科龙有很多的销售,那么为什么其中有一部分被拿来作为证据,为什么另外一部分没有作为证据,我认为证据11-25没有法律依据。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补充一下,压货的本质是尽可能扣住经销商的资金,占据市场,所以经销商要压货我们都要给的。

审判员 罗智勇:法庭已经听到你的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员,请发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检察员:第二组证据到退货公函都足以证实该事实,检察员请求展示ppt,ppt内容为合肥公司的销售协议,这是一组书证,是2004年合肥维希公司与广东科龙的协议,2003年8月15日至2004年,合肥签字是10月2日,科龙签字是10月8日,合肥维希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是2003年的11月6日才成立。合肥维希公司在成立前就签订了该协议,检察员认为这足以证明其为虚假销售。冰箱销售协议,签字时间科龙是2003.10.12,合肥维希是2003.10.2均明显超过成立时间。第二组均为书证,客观性很强,足以证明压货虚假销售行为的真实性。

审判员 罗智勇:现在质证第二组证据,即证据1,科龙电器2004年、2005年向武汉长荣公司开具的部分销售出库单,科龙电器与武汉长荣公司、合肥维希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浙江国大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国贸公司)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科龙电器收取费用并向合肥维希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公函,浙江国贸公司退货给科龙电器的发货单,合肥维希公司制作的虚假供货给四川省新科成制冷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四川科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四川新科成)、成都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国美电器)并收到两公司货款的虚假收据,合肥维希公司给科龙电器的退票报告和退货公函,以及顾雏军授权刘科从2003年1月1日办理压货(30台以上的批量退货及政策性退货)相关手续的委托书等书证。原审列举本组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科龙电器通过合肥维希公司、武汉长荣公司进行非正常“压货销售”的事实。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建议先由严友松来进行质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李江:对四组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披露科龙电器于2004年、2005年与其他公司经营合同、商业票据,应该从书证来展示其真实内容,但侦查机关签订了人为的虚假签字,所以这组证据如实记载了维希公司、科龙电器等三组公司的关系,因此本组证据不能证明科龙电器的销售属于虚假销售。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科龙是管理非常规范的公司,科龙公司所有销售的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销售的说法。我们的销售模式是必须要先向科龙公司打钱,科龙公司再发货,这个行业都是先打钱,再慢慢给货,这是家电行业管理惯例。如果这是虚假销售,所有人都是虚假销售。平时每个月是不会清点盘查的,年底才会清货。

辩护人 陈有西:是的。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真实的销售,证明客观事实,不是凭借口供和证言,一个企业是否进行了真实销售是看合同、进账单是否到位,买卖是否到位,有真实的销售税费发票,任何人员无权否定销售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同意。在家电行业,退货是非常正常的行为。所有的家电都会产生退货,有的是供货,退货是构成虚假销售。原审判决意见,两三个月的汇票是错误的。商业汇票就是现金,哪怕是两三个月后成立。第二点,退货是正常的,第三点,商业存兑汇票就是现金,商票具有独立性,是与现金一样的。对于票据法不了解才会导致这个错误。第四点,科龙2002之前压货销售是20%以上,顾雏军接手之后降低到8%。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插一句,压货销售讲的是退货占下年销售比例。

辩护人 陈有西:之前一直不查科龙,现在顾雏军被查处。

辩护人 童汉明:我认为证据14与其是相关的,两位证人证明销售属于真实销售,证据51的第三对李的询问笔录,其答称有合法手续都是合法的业务。证据51的第四,回答也是与科龙公司没有不正常业务往来。财务方面不存在问题,业务不是我接手是否有问题我不清楚。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压货销售就是虚假销售是错误的。

辩护人 盛冲:该组证据与姜无关,不具有关联性。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我认为压货销售不是虚假销售。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马振彪:压货就是从退货到再销售是否属于压货。公诉人有许多证据涉及到是否压货,证据12-25还是讲到压货是不是虚假销售。关于证据1,压货是否属于虚假销售行为,证据1罗列的是合同,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即使是违规也不是犯法。回到根本的证据来说,我认为压货不触犯法律,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审被告人 张宏:没有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从证据一来看,从财务手续来讲所有手续都是完备的。另外,业务单据具体记账是财务会计科操作的,我对这些不了解,所以这与我无关。

审判员 罗智勇:刘科你有什么补充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公诉人举证这个授权书,证明压货是虚假销售,刘科参与了虚假销售行为,我认为关联性错误。授权书内容是顾雏军授予刘科三十台以上货物审批的退货权。是不是以这个三十台来界定我是否参与虚假销售吗?因为三十台以上及以下我都参与了。三十台以下的我也签了,如果是为什么没作为事实纳入公诉。虚假销售的事实上,严友松及其他辩护人都谈到了。不解决标准问题,谈虚假销售没有意义。

审判长 裴显鼎:下面对原审认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由审判员罗智勇主持进行。请法警带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到庭。

审判员 罗智勇:现在由我主持对原审认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原二审裁定认定:科龙电器在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证券交易所戴上“ST”的帽子,如果2002年仍然亏损,科龙电器将退市。为了不被退市,根据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指使,科龙电器在2003年、2004年度对年度报表作了相应的处理。

2002年至2004年间,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指使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张宏等人以加大2001年的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帐、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其中2003年,顾雏军还指使专门成立合肥市维希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合肥维希公司)、武汉长荣电器有限公司(简称武汉长荣公司)以操作压货销售增加利润额。

科龙电器公布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显示,2001年的利润总额为负14.895亿元,2002年的利润总额为1.039亿元,2003年的利润总额为2.2亿元,2004年第一季度的利润总额为649.352万元。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在制作2004年度财会报告时发现了科龙电器虚假销售的行为,对虚假销售部分没有作为销售额认定,所以2004年度报告披露的利润总额为负6833.366万元。顾雏军等人向社会提供上市公司虚假的财会报告,剥夺了社会公众和股东对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错误的诱导,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原审认为,上述六名原审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对于本罪,原二审裁定共列举71项证据。庭前会议中,辩方对其中的66项证据提出了异议,检方对其中的证据63、64也提出异议。现在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分组质证。第一组证据分别是证据4-7。其中的证据4、6、7,分别是科龙电器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作的专项说明,科龙电器董事会决议、会议纪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德勤所)对科龙电器2004年度财会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原审列举这些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德勤所对科龙电器2004年度财会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后,科龙电器董事会经讨论,在顾雏军、严友松、张宏等6名董事同意,3名独董弃权的情况下,出具专项说明,认为被出具保留意见的5.7亿元销售属于赊销性质,是业内通行的惯例。至于原审列举的证据5,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下发的领导具体分工的通知,主要是为了证明晏果茹、刘科系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直接责任人员。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童汉明:对证据四到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还是没办法证实。出具保留意见的5.7亿元,存在多种方案。顾雏军选择的是把这个数额全部扣除,出具没有保留的这个财报,而会计师行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5.7亿元并不是顾雏军想要作为销售业绩。第五号证据关联性我们有异议,第六号也是关联性有异议。

辩护人 陈有西:第七号就是会计师行对科龙电器财务报告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说明,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志受到了干扰,他们原来给的三种方案,顾雏军选择的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虚增业绩的报告,不要出具保留意见。这四份证据形成一个证据体系。可以证明顾雏军没有任何的虚假信息披露。他是通过独立的会计师行,向社会做真实的公告的。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这个是我举报的,广东证监局领导导致违法事件,干扰会计事务所的正常会计。当时存在四个方案,德勤所把这四个方案给我们选择,看哪个方案能够接受。但是德勤所在刘兴强的权力面前明显退让。罪名也很奇怪,原来我们被抓的时候那一份证据罪名叫虚假财务报告罪。后来修改为新罪名。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我首先向法庭做一个说明。我2004年7月份便由财务督察转任首席财务官。但实际上我和当时的财务总监李志成先生的分工,我只负责第一会务审查。第二投资并购公司的审计工作,财务报表工作是财务总监李志成先生。那么4、5、6这四个证据与财务报表和审计工作有关。

辩护人 盛冲:这组证据恰恰证明了姜宝军不是出具年度报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我没有意见。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张宏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宏:没有意见。

辩护人 马振彪:证据一至三,不披露信息并非因科龙电器的大量压货造成,而且我认为压货销售不属于犯罪,也并非压货导致公司的亏损。证据四恰恰证明了科龙电器没有犯罪。证据五我认为不属于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定。证据六严格讲也不属于证据。结合证据六、七恰恰证明科龙电器没有不披露。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第六个有意见。证监会让我签的,让我把日期签的前面去。其实我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刘从梦代我签的字,是流程工作的一个过程,在我的一审庭审笔录当中已经就这个情况写得非常详细的说明。字不是我签的,后面补的是后来补,在本案当中公安机关就是让我们写这个东西,往前写这个事情。

辩护人 李江:压货销售是正常的。压货销售并不构成犯罪。科龙压货销售也是正常的。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晏果茹,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晏果茹:证据四,我没有参与。证据五,不是法定证据。从分工来看,我是部门的中层干部,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追究科龙主管人员的责任。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刘科,你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刘科:证据4、6、7与我无关。证据5证明我在科龙的分工情况不能证明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审判员 罗智勇: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有补充吗?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我管理科龙非常规范,科龙电器公司所有的销售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销售。你要买科龙产品必须向科龙先打钱,这也是家电行业惯例,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创造的,先把钱拿来,我都卖给你货。

辩护人 陈有西:这一组证据可以从11号开始到23号都是一样的。第一点,武汉长荣公司、合肥维希地公司等五个公司的合同发票承兑汇票票据证明是真实的销售。企业是不是进行了真实销售是看合同、进账单,开发票看现金流是不是到位。五个公司全部都有真实的销售合同。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的销售任何一个人包括司法人员无权否定它的真实性。你没办法有这样的销售,这是虚假的。第二点,退货是家电行业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所有的家电企业都会产生退货,退货不构成虚假销售。第三点,承兑汇票的问题。商业承兑汇票就是现金,跟现金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前三个月以后到位就不承认这钱已经收进来。这是错误的。第四点,现在我们讲的什么退货很多。属断章取义的,按照这个阶段来讲,你有这么多的退货好像是虚增业绩。根本没有卖出去,推给你了,你还抱着上市公司的财报上去了。现在公安机关证监局断章取义地抓牢顾雏军管理期间你有这么多退货,这些所有的货就是虚假销售。如果这样所有中国的冰箱家电行业都有虚假销售,没有一个企业没有退货的。

辩护人 童汉明:二审裁定证明了家电销售是真实的。两三个月以后实现兑付也是真实的资金。票据有独立性,就是有价证券。

辩护人 陈有西:证据第51成都国美电器财务总监的笔录,他从财务角度上讲,手续是齐备的,不存在问题。但其他方面如业务方面是否存在什么问题,我不太清楚。证据52是对曾执掌公司董事和财务主管实力的调查笔录,我觉得他的说法不对,做生意的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刚好这两组证据质证了,销售都是真实的。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真正的事实是所有公司都正常销售,压货销售不是虚假销售。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为了促销的压货销售是正常的。该组证据与姜宝军无关。不具有关联性。

原审被告人 刘科:我从财务的角度补充一下。首先我们是在有销售合同之后,然后经销商那会有订单,退货有相关的退货发票。

辩护人 张友学:压货销售最多可能有一点违规,不是犯罪。

审判员 罗智勇:检察员,请发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检察员 杨军伟:财务总监李志成等均同意对德勤会计师证据五,证实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时任科龙电器财务部,虚假销售行为主要是由财务部2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证据六证实科龙电器2004年年度报告严友松、张宏均签名同意。检察员认为四份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均没有问题。至于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德勤会计师,检察员认为在案证据也没有受到外界影响。

对新证据进行出示、质证

审判员 张勇健:原二审裁定列举的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已经质证完毕,下面对新证据进行出示、质证。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申请调取广东省科技厅分别于2002年、2003年、2004年向顺德格林柯尔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庭前会议时,检方出示了其调取的广东省科技厅粤科函高字[2016]789号复函、[2018]749号复函。庭前会议后,根据辩方的申请,本院向广东省科技厅调取了粤科函高字[2018]1026号复函,该复函称该厅在2002年和2003年没有认定顺德格林柯尔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也没有向该企业发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在开庭审理前,本庭组织检辩双方对本院调取的1026号复函进行了查阅。请检辩双方对上述三份复函一并发表意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陈有西:我们申请调取这些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当时广东的环境下,高新技术产业的工商注册登记的注册资本可以超过20%,可以达到70%。这些调取的证据基本能够证实2004年5月24日,广东省科技厅颁发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证书,至于03年有没有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调取到这样的证据。但是根据企业的记录是03年颁发,04年换发的。这些证据通过最高法院合议庭的调取,已经可以确认。它是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它的注册资本无形工业产权,可以用于80%的70%的注册资本。我们对这些证据予以认可。发表意见完毕。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2004年拿到证书,证明我们是高新企业。先拿到高新技术企业,才能拿到超过20%的无形资产,这里面的无形资产是不受限制的,只要双方公司同意。但是我们注册的时候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完全符合广东省这个规定。

辩护人 陈有西:公诉人刚才讲的这份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文件的文号是2003年9月29日发布,题目是《关于印发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这里面就规定,成果科技评估机构评估以后,它的无形资产的注册资本就可以不受限制。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2004年批准,表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高新技术企业,怎么可能没有广东省科技厅的批准。

审判员 张勇健:原审被告人张细汉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张细汉:同意辩护人的意见。

审判员 张勇健: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辩护人,你们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姜宝军:没有意见。

审判员 张勇健: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辩护人对该组证据有什么意见?

原审被告人 严友松:同意。

审判员 张勇健:检察员,请发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检察员 刘小青:对于上诉三份复函的关联性客观性,应该说三份复函证明广东格林柯尔2004年5月24日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2002年、2003年广东省科技厅没有认定顺德格林柯尔是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有明确的条件规定, 2004年认定,与申报企业持有的专利技术以高新技术成果之间没有关联。经查询,广东省科技厅历年科技成果鉴定和科技未查询到与专利技术应用顾氏热力循环方式工作的热工装置、顾氏热力循环热工装置的工作介质。相关的鉴定查询到顾雏军曾作为第一完成人于2004年在广东省科技厅登记冰箱上的应用。

审判员 张勇健:报告审判长,对原审认定的虚报注册资本事实的法庭调查完毕。

顾雏军申诉:这些罪名都是被构陷的,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审判长 裴显鼎:本案是因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申诉启动再审程序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顾雏军,现在你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你的辩护人陈述申诉理由。鉴于你已提交了书面的申诉材料,请简要陈述申诉要点。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申诉人顾雏军不服原审裁判文书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没有立案再审。本人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并提审本案。申诉人认为是违法动用公权力和司法权,对本人进行迫害,导致蒸蒸日上的优秀民营企业集团,一夜之间变得苟延残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严重侵犯民营企业资产的恶劣案例。这些罪名都是被构陷的,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法庭调查重点围绕庭前会议中检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

法庭调查按照以下顺序进行:一是按照原判认定的三项罪名,即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分别进行调查;二是先对原判列举的证据进行分组质证,再对新证据逐一举证、质证。法庭调查重点围绕庭前会议中检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法庭提醒检辩双方注意,发表意见应围绕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展开,对犯罪事实及法律适用等问题的意见,到法庭辩论阶段再发表。

法庭同意将九项材料作为新证据纳入法庭调查

(一)关于双方提交的新证据材料的问题

同意将顾雏军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张宏提交的二项证据材料以及检察机关提交的七项证据材料作为新证据纳入法庭调查。顾雏军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双方一致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但有争议的,可以在法庭审理时提出意见。

(二)关于申请调取证据材料的问题

同意调取顾雏军申请的第一项证据材料,即中国证监会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相关材料,以及第三项申请的部分证据材料,即广东省科技厅在2002年、2003年是否向顺德格林柯尔颁发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庭前会议后,本庭已向广东省科技厅、中国证监会发出调取证据的通知。广东省科技厅于5月26日向本庭提交了粤科函高字[2018]1026号复函,中国证监会于6月6日向本庭提交了《关于提供顾雏军案相关材料的复函》。本庭已于庭审前通知检辩双方进行了查阅。对于这二项新证据,将在法庭调查时进行展示、质证。

关于顾雏军提出的第二项申请,经本庭审查,未发现原一、二审存在非法干预案件审理的情形;第五项申请,检方就无需调取已作出合理解释。对于上述二项申请,本庭不予支持。

关于顾雏军提出的第四项申请,辩方在庭前会议中已撤回;第六项申请所指向的材料,原审卷宗中已经收集,无需再调取。

庭前会议中,辩方提出其提交证据材料十的目的是申请调取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关于科龙电器财务调查报告。庭前会议后,本庭委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取关于科龙电器财务调查报告。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6月8日提供了《关于科龙电器现金流向调查工作报告》。经检辩双方查阅后,均认为不需要将该报告作为新证据在法庭调查时展示、质证。本庭经研究,同意检辩双方意见。

(三)关于申请证人出庭的问题

对于辩方申请谢伯阳、欧广源、王荣平、魏五洲等四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检辩双方意见一致,本庭经征求上述人员意见,并结合案件办理需要,决定通知谢伯阳、魏五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对于辩方申请贾春旺出庭作证的问题,检方认为贾春旺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范围,本庭经研究认为,检方意见成立。

(四)关于原二审裁定列举证据的问题

对于检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庭将在开庭审理中分组进行质证,没有异议的不再进行质证。

(五)关于其他事项

1.庭前会议后,辩方提出,其于再审期间提交的经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的科龙电器2006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在庭前会议中未出示,请求将该公告纳入法庭调查。经征询检方意见,检方无异议。本庭决定将该公告纳入法庭调查,在庭审时予以展示、质证。

2.庭前会议中,辩方对检方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付款通知书》原件和《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提出重大质疑。为回应质疑,检方于庭前会议后向本庭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刘烁就有关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本庭经研究,为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决定同意检方申请。

3.庭前会议后,原审被告人张细汉委托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友学担任其辩护人,经询问,张友学律师对《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10条规定的回避等事项无异议。

庭前会议分为三个阶段

庭前会议第一阶段处理与当事人诉讼权利有关的程序性事项,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未申请本案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法官助理以及书记员回避;一致同意本案公开开庭审理;没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不申请重新鉴定;检辩双方一致同意庭审时不再宣读原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

第二阶段,顾雏军提交了15项新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提交了7项新证据材料。合议庭决定部分证据作为新证据纳入法庭调查。不属于新证据,但有争议的,可以在法庭审理时提出意见。结合案件办理需要,决定通知谢伯阳、魏五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第三阶段对其他事项进行了处理。

最高法再审顾雏军案开庭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去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今年5月31日,最高法再审改判张文中无罪。

今天庭审开始后,合议庭首先介绍了庭前会议的情况。会议由审判长裴显鼎主持,合议庭成员张勇健、罗智勇、司明灯、刘艾涛,法官助理石冰、罗灿参加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庆东、刘小青、赵景川,助理检察员杨军伟参加会议履行职务。顾雏军、姜宝军等七名原审被告人以及顾雏军的辩护人陈有西、童汉明等辩护人参加了庭前会议。

【浙江新闻+】

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集团的创始人,原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扬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法定代表人。

2005年5月,科龙电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据《证券日报》报道,证监会相关负责人称,2005年1月,国家审计署将科龙电器涉嫌虚增巨额利润的情况转证监会处理,综合此前广东证监局的调查,证监会认为,“科龙电器存在显著风险,涉嫌违法违规”。2009年3月25日,广东高院作出终审裁定,以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罪判处顾雏军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2012年9月,顾雏军刑满释放后向最高法提出申诉,他始终认为自己无罪。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公布提审顾雏军案,2018年5月18日,此案合议庭召开庭前会议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

(综合自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央广网、澎湃新闻)

最新评论 (252)
  • A-2-25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公开审判结果,让更多人树立法律公平意识,犯法必发,不犯则已。

  • 读友_enubwo 0  |  回复

    😃😄😃

  • 爱在深秋时 0  |  回复

    关注!!!

  • zj201701070114 0  |  回复

    #时政进校园#祝我们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为我们的浙江精神点赞!

  • 枕着梦想飞 0  |  回复

    必须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枕着梦想飞 0  |  回复

    看不懂,不可思议的事情?

  • 枕着梦想飞 0  |  回复

    既挪用公款,又没有犯罪?

  • B-18-74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触犯法律必将收到惩罚!

  • C-9-59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公开法院判决,让更多人树立法律意识,意识到违法危害

  • A-1185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在法律的边缘行走,唉

  • zj201704060427 0  |  回复

    #时政进校园#6666666666666

  • A-3-91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虽然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这是国家公开审案的一种方式,增强公民权利。

  • A-7--95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公正审判,公开审判,透明。

  • C-8-18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公正公开的庭审现场更加透明的了解情况,树立诚信守法意识

  • A-7-83 0  |  回复

    #时政进丽园#我想说这可能是因为我过的这方面的法律还是不够完善,这样就会有人钻孔当。

  • A-15-87-C-10-61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 相信法院审判的公正,违法之人必将被绳之以法,法院会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 A-17-41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想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别玩火!

  • B-11-2 0  |  回复

    #时政进丽院#庭审充分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法庭对待检辩双方始终不偏不倚。

  • 涛瑗龙 0  |  回复

    不构成犯罪

  • 沿浦中学华允巩 0  |  回复

    完善法律制度,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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