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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纸质书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2019-01-02 18:51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李月红

“让买书的,回归买书;让阅读的,回归阅读。”在接受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专访时,“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如是说。

韦力的意思是,买书是一种消费行为,在购买那一刻感受到了快乐,即是收获;买而不读完全不要有负罪感,否则阅读就会变成一种心理负担。同样,在对阅读的选择上,他认为碎片化知识再多,纸质书依然是最便捷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阅读选择。

作为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韦力在他天津的别墅、北京的书库和书房中,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他不仅藏书,还潜心写书,相继出版了《古书收藏》《古书之美》等多部著作。

用他的话说,“我对书的挚爱,尤其是那毫无节制的展延,正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正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凡是与之相关者,都能给我带来无限欢欣,这让我更加留恋这个世界的美好。”

于是,他又开始遍访全国古旧书市场,出版“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12月31日,韦力来到杭州做客晓风书屋体育场路店,举行以“中国古旧书业之现状”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分享后结束后,韦力接受了本端记者的采访。

城站曾是杭城旧书中心

我们的聊天,从韦力寻访浙江古旧书市的话题讲起。

自古至今的爱书人都有一个通病,此病不是指爱书之好,乃是这些爱书人大多会以书为中心展延开来去热爱一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而古旧书市场也就是得书的场所,当然也是藏书人的最爱之一。

韦力寻访过全国近200家藏书楼遗迹,对各地古旧书市的区域分布大致了然于心,北京、上海和天津,是他心目中排名前三的书业兴盛之地。

在浙江,韦力寻访过杭州、宁波两地。就正常规律来说,古书肆密集之地通常是重要的出版中心,杭州正是这种情况。在他看来,元代杭州书坊不及南宋,明代不及元代,清代杭州书业又远不及明代。

他曾查阅过历代资料,在明代时,杭州的旧书店还十分地兴盛。当时的武林书肆,大多聚集在镇海楼、涌金门周边,以及弼教坊、清河坊等一代。佛经类的书则大多见于昭庆寺一带。到了清代,杭州只剩8家书店,清河坊的文元堂、知新书店,教仁街的古欢堂,梅花碑的经韵楼和城站福缘路的小琳琅馆。民国时期,杭州的书店业再度繁荣起来,全市有136家书店,以经营古旧书者居多。

韦力的寻访,就从福缘路开始。在民国年间,城站和福缘路一代曾经有文艺书局、小琳琅阁、麟经堂、抱经堂书局,其中以抱经堂书局影响最大。抱经堂的主人朱遂翔是杭州、乃至江南地区旧书业执牛耳者。他跟北京琉璃厂的孙殿起并称为民国期间中国旧书业的两大领军人物。

韦力说,朱遂翔的个人经历也十分传奇。朱初到杭州时,因为满口的绍兴话,这让杭州人很瞧不起,加之又不识字,常常被师父和师母责骂,每日沦落到洗衣服、倒马桶。但不出两年,朱遂祥自学认字,外出收书,迅速攒下基业。而后辞职,建起书局。他的读者群里就是黄裳、鲁迅等人。

除了城站,丰乐桥也是杭城旧书市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带曾有一家颇具名气的旧书店——松泉阁;还有三元坊一带,曾有过集益书局和世界书局;太平坊间曾设有正书局和大文堂;梅花碑一带有汲古阁,如今都不见了踪影。

数次寻访无所踪,韦力觉得颇为遗憾。他说,红学家俞平伯就是在杭州的旧书店买到一部与《红楼梦》有关的著述,开始了红学研究。由此可见,旧书店对于一位学者有着怎样的重要影响。

“真盼望有一天杭州的旧书店能够再次兴旺起来,同时出现朱遂翔这样的重要书商。”韦力说,到了那时,一定有更多的学人,通过这些资料而获益。 

为访藏书跑断腿

人都会有点爱好,但能把爱好做到极致很难,而能把爱好做到全国第一的,则凤毛麟角。55岁的韦力,寻访古旧书之美,也是一番传奇,甚至跑断了腿。

韦力对传统感兴趣,跟他的爷爷有点关系。小时候,他是由爷爷照看,一直到十一二岁。那时候,爷爷经常给他讲古籍上的故事。在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时期,韦力正赶上特殊岁月。那个时代没有书可看,文化上的贫瘠反而催发了韦力的求知欲,他四处搜罗旧书来读。

也是在那时,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新书不如旧书,旧书不如古书。

真正接触到古书,大约是1983年。北京开了第一届“古旧书市”,就在现在的琉璃厂。到开业那一刻,人们哄一声往里跑,疯抢似的,一个劲儿地往怀里抱。先占上一大堆,等静下来再慢慢挑。

那时的售书方式很奇怪,不分好坏、不分版本,一律五毛一本。因为完全没人教,也不懂版本,韦力只挑好看的。他将在学校吃午饭的钱省下来,攒了很长时间,花了170多块钱买回一堆书。今天看来,那些书的价值并不是很大,但也成百上千倍的增值了。

韦力多次说,他是比较愚钝的人。“我喜欢藏书楼,我就去访,是否划算,根本不去想。”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因缺乏保护意识,不少藏书楼、藏书遗迹都面临着被拆掉的命运。就韦力所见,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都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访了十多年,这种事儿遇到的太多了。寻访的时候,还被人家赶出来。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当地政府,其实并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有时候我找到一个藏书楼遗迹,人家就是不让进门,甚至向我要相关证明。”

2013年,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拜谒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

当时,他正在寺院内察看石碑,突然,身边的一块大石碑好无缘由地倒塌,即便身手敏捷,迅速避开,但石碑还是砸中了他的左脚,流了很多血。

砸中了脚面,本来问题不大,但由于医疗人员经验的欠缺,造成韦力左脚骨头坏死,不得不一次次截肢。五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部位全部截掉了。从此,韦力成了残疾人,还领取了残疾证。

寻访了十多年,腿断了。在家休息了一年多,安装假肢后,他又上路了。“腿都跑断了,如果以后不跑了,多冤枉。”

十多年的寻访,让韦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私家藏书楼南方胜于北方,大城市胜于小城市。而今天,书和楼同在一起的,5%都不到。

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重要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而他的寻访,则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礼敬。

勿把书籍道德化

也是因为这传奇的寻访经历,韦力对书的情结,更专注,也更淡然。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1949年之后,大量古籍都被捐入了公共图书馆,市面上流通的善本图书,少之又少。韦力直言,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人,但自己也不会把藏书捐给图书馆或者博物馆。

“书跟人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隔着玻璃,没有亲近感。人性是自私的,要拥有,物和人要融为一体,而物要比我们活得长久的多。”

在他看来,收藏的过程是得到快乐,后人只能是保存,没有必要道德绑架。韦力说,他们既然没有兴趣保存,他就应该在自己清醒的时候散掉,留给后来的爱书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念念不忘的都是没有得到的。当年在琉璃厂,有本书韦力没有买到,非常难受。在他看来,直到今天,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往往很缺钱,而爱书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韦力也有一直奢望买到的书。这本书是乾隆时代,收藏于紫禁城天禄琳琅里,宋代岳珂校刻的五经全编,至今不见踪影。

爱书就希望拥有它,在韦力看来,这是人性使然。他觉得,人们应当把图书看做是一种商品,在买书那一刻得到快乐就够了。尤其是在当下,每年全国新书品种超过20万种,在海量阅读下,更不要把图书道德化、崇高化,并不是买了书就一定要读完它,不要为自己施加心理压力,“达观地看待书籍。”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随着电子书发展的突飞猛进,韦力觉得,阅读纸质书依然是最好的选择。在他看来,人是受环境感染的,如果被动去接受海量资讯,自然会造成大脑存储有效信息严重不足。但是书籍不一样,它是经过作者精心写作、编辑校订把关、专家严格审查的产物,它是一种深邃的、凝练的知识。

“这就好比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依然需要上学一样。学校教育给予的是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良好的成长指引,以及审美的鉴赏力培养。”韦力说,这样的引导恰是图书存在的重要价值。

不仅仅是书,还有书房。随着房产业的勃兴,在寸土寸金的家庭中留出一间书房,日益变成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场听众中,一位读者谈到自己的藏书经历,在杭州购置一套房产,专门用于放书。但是对于更多工薪阶层而言,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渴求,一方面是书房无处可立。韦力觉得,家庭书房依然是一件必须要为之的事情。

在他看来,人与书是需要互动的。相比公共图书馆,家庭藏书更鲜活,是家庭生命的一部分。先秦时代的荀子曾说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也就是说,后天环境能够感染人,家庭书房之于孩子,正是如此,通过崇尚阅读的引导培养,在知识中历练人性成长,这是一件有未来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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