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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金策丨“双碳”目标下 高潜力的城市长什么样?

当气候变化日渐成为现实威胁,城市,正处在一系列变革的核心位置。

7月14日,《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在浙江气象防灾减灾大楼举行。

面对气候变化,城市怎么办?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发表《穿透“两碳”:城市发展的新标尺》主旨演讲。

以下为涌金君精编(部分内容有删减):

01 城市发展有了新标尺

柴麒敏提出,在城市尺度推动“两碳”大有作为。碳达峰、碳中和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时代特性的新维度、新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既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又是站在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角度,从大历史观出发,讲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大变局下回顾全球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方式、发展形态与自然生态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并提出了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

碳达峰碳中和不仅仅是节能减排一个指标,而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性变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所呈现的更多是我国在未来40年全面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种新的发展形态,涉及到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工业化、城镇化。

我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曾出现过一次短暂的下降趋势,但在2017年之后又抬头。

这个变化中有地方和市场决策者的发展意识问题。在向经济高质量低排放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了疑惑:到底如何处理发展、安全和减排的关系?长期增长的动能在哪里?因为一般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短期投资见效快,而真正的创新驱动投入大、周期长。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行动。占全球经济总量70%以上的12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预期都将提出碳中和愿景。

柴麒敏认为,计划于今年10月举行的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将是一个重要节点,通过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特别是大国的引领,势必会形成一个新的蓬勃向上的周期。

这个新一轮的周期将会带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碳中和势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标尺、标准,甚至是门槛、壁垒。

02 发展要做好加减法

浙江瑞安4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过去三十年,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推动,重点领域和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是做减法和约束,相反,更多时候是在做加法。

从《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以来所引发的有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发展和减排可以实现兼容和协同增效。

这样的加法是以新的路径、新的方式发展。比如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包括先进核电、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储能、氢能冶金和化工、CCUS、绿色建筑、零碳新材料等。

相关的技术投资增长迅速,2020年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其中最大一笔来自可再生能源投资,连续6年超3000亿美元,超过了化石能源电源工程的投资。

同样迅猛增长的还有就业人数,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就业人数已经到450万左右,已经超过了280万的煤炭产业工人,都已经迈过产业发展的“临界点”,走向新的阶段。

金融方面,绿色债券(国际上主要指气候债券)的规模也发生了巨大的增长,2020年达到了3000亿美元左右,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国之一。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全球碳市场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2020年交易额达到了约2300亿欧元,开始向一个成熟的市场迈进,这些都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巴黎协定》的大潮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城市正在迈向碳中和,据柴麒敏统计,不少涉及城市零碳发展、100%可再生能源、碳中和城市等。

城市具有多元的主体,包括产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在城市尺度提出建设碳中和的综合解决方案中,既有成功的实践案例,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后续全球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基础。

柴麒敏认为,要调动多主体的积极性,使得碳中和成为大众文化、城市基因。

03 低碳发展的溢出效应

当前,我国正在制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有条件的地方、重点行业和企业率先达峰。

首先是重点领域和行业出了“1+N”的框架,即从一个宏观的政策框架,再到若干个具体行业的实施方案。

其次是推动地方按梯次有序达峰。中国地域辽阔,中东西部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差异非常大,很难“一刀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何真正推动地方形成“波浪式”而非“一刀切”的达峰工作?城市是一个恰当的单元。

此外,作为现代城市中非常重要的细胞,企业将是最终落地的重要主体。央企和国企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带头示范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100多家企业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有传统的高耗类企业,比如电力、钢铁、石化化工,也包括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风电企业等,甚至还有互联网的头部企业。

这些企业都在不同维度上推动绿色低碳的发展,传统产业的边界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

碳中和城市到底怎么建?标准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影响和发展的综合效益是什么样的?

柴麒敏表示,最近在调研了深圳、海口、厦门、营口、鄂尔多斯、榆林、太原、张家口、宁波、六盘水、上饶、淄博等城市后,跟很多市委书记、市长做了很多开放性的探讨。

首先是大家发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往往能带来很多溢出效应。

比如土地价值,西部一个原本碳强度非常高的城市新区改建成了近零碳示范区,还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大力发展气候投融资,整个新区重整完之后土地价值大幅上升。

低碳发展的经济回报不一定来自碳市场、补贴或奖励,实际靠自身机制就能运行起来,是可持续的。绿色所带来的价值是综合性的。

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健康机制。比如城市的“绿色移民”,即从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地区搬到生态环境更好的城市,而这些人才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深圳,就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绿色移民”,吸引他们的可能是更好的空气条件、更好的环境、更优的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投资新的维度等。

柴麒敏团队以全国的城市为样本研究发现,未来低碳发展所占的比重,往往和城市的创新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从而可以看出来城市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些新的衡量方式,很大程度上表征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

04 迈向零碳未来

面对未来40年的城市发展,柴麒敏认为要摆脱线性思维的局限。

城市发展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

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在新的“两碳”边界下会发生什么变化?怎样驱动城市升级成新的组织形态?

柴麒敏认为首先是零碳化和智慧化。未来必定是零碳建筑、零碳交通、零碳电力、零碳工业等等,以及信息智能技术的规划化应用。

其次是自然的回归。传统的城市往往具有浓重的工业气息,未来城市跟自然生态之间可能会有更好的融合,即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可能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

光是畅想还不够,城市在“十四五”能做什么?柴麒敏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要转变观念。不要简单粗暴地依赖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要走“难而正确”的创新路径,要实现绿色的复苏,讲好新发展的故事。

第二是推动城市气候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低碳、零碳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气候变化本身是公共治理的问题,公共部门应该起到引导作用,更多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用红利驱动整个城市更好的发展。

第三,要提供更丰富优质的绿色供给、投资和就业。一个好的转型方案肯定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共同分享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效益。

最后,通过各方力量共同谋划一批有特色亮点的零碳智慧工程和项目示范。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碳中和的行动,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对城市的各种美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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