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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学术自传》丨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 

2021-01-21 12:12 |浙江新闻客户端 |常修泽

写产权,写人本,写转型,如今轮到写自己——写自己的学术人生。

似是一个大时代的个人“微史记”。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记”:

宣传是传播已知,

科研是探索未知。

常怀对未知的敬畏之心,

修炼后知后觉的自己,

泽须自强不息。

感谢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给我提供一个审视自己“学术前半生”的机会。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四十年做了啥?要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在写这部学术小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叩问自己。

“我是谁?”

需有自知之明。

接到出版社约稿函的那天,心中有些诚惶诚恐。

想起了王安石那一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

从国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一个数据不可忘却:全国在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大约有50万。尽管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等于“社会科学家”,且经济学家也只是社会科学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界,包括在高校、社科院、政府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众多的企业和民间研究机构等几大系统中,确有众多有为的经济学学者或专家,人才济济。

记得1985年在天津举办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发来四句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与诸多前辈和同侪经济学家“英才”相比,我自叹弗如。

从国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更令人汗颜。萨缪尔森教授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但自己的研究,距离这些期待有多么遥远?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也曾期待中国出现“思想市场”,但遗憾的是,“思想市场”的货架上有几件自己的货品?……

实在有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由于1960年大饥荒,我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成长路。“三上大学而无缘本科文凭”,更无硕士博士学位,只是由于谷书堂教授和滕维藻校长的宽厚与包容,才让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学术殿堂。

对此我的心底怀有一种“原罪式”的宿命感,此情结原本传统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但我更为直接也更为深沉。能够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已属幸运。与那些我熟知的屡遭厄运、抱憾终生的经济学界前辈比,与那些才华横溢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离场”甚至英年早逝的莫干山朋友比,我今天依然能够“在场”,已经很知足了;对入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实在不敢奢望。学界对我如此厚爱,感恩。想起了我在陕西法门寺留下的八个字:“无,为正常;有,为幸运。”

——一个在国际主流学界默默无闻的人文经济学人,一个不够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的“入选者”。

“你从哪里来?”

曾经有学生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我如实相告:“是‘大饥荒’逼迫我学习经济学的,没有什么理想抱负,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饭碗’,以减轻家里负担而已。”

本书第一章的“楔子”——《1960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楔”进了我学术人生蹉跎岁月的起点。历史的灾难在一个15岁少年心底打下的烙印,一生一世都不会抹去。第一章的四节,写了学术成长的四部曲:名师指点,时代机缘,中青聚会,宏观历练。这既是我成长“四部曲”,也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要素”。通过此,或可探究人生成长的奥秘及其蕴含的某些规律。

(一)名师指点

这既是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太相信“无师自通”(除非是真正的而不是标榜的“天才”)。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或学位,但是作为治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高人指点。

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指点学术道路的名师代表。2016年,在谷老师追悼会翌日,我发表文章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点拨我的‘一根两苗’。您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您的话,使我受到震撼,激发了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

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诸多老师之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老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老师等。没有名师指点,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启示:一个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选择(或贵族,或寒门),但无论出身贵族或寒门,都需刻苦治学,厚植自己的学问,养成前辈学者所具有的气质与精神。

在前辈精神的熏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四个精神信条:(1)自强不息;(2)心怀天下;(3)独立思考;(4)宽厚包容。我把这四条贴于案头,时时鞭策自己,并慢慢传给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儿。

(二)时代机缘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本自传,一开始就“把时代给‘立’了起来”。

就自己所处时代而言,曾经亲历过人生“艰辛而痛苦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亲历过人生“幸运而开心的时代”——1978年12月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转向”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唯此,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上历史舞台,才把被打入“冷宫” 10多年之久(从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的谷书堂教授推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领导岗位上来,也才有谷老师提出将我调入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也才有滕维藻校长一锤定音:破格录用。

20世纪80年代是最为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参加“莫干山会议”(1984)和几次全国中青年会议;提出创建“人本经济学”(1986);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1987);破格晋升副教授(1987);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在《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企业创新论》(1989)等等……都在20世纪80年代,折射了整个民族在那个年代苏醒并奋进的光辉。

恩格斯说写作要讲“这一个”,我理解应是“这一时代的这一个”。

感谢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感谢人生难得的机遇。

(三)中青聚会

除了名师指点、历史机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与众多中青年朋友的“聚会论剑”分不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经济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崛起。从1984年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4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再到1987年11月在贵阳举行的“东西部中青年对话会”,一直到1989年4月初在京举行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讨论会”(简称“京丰宾馆会议”),我有幸比较完整地参加了上述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青年朋友群体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朋友彼此之间的“赤诚相见,自由争辩”,以及前进路上的你追我赶、互帮互鉴,成为一种难得的奋进力量。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我切身体会到,中青年朋友之间的学术聚会和相互扶持,促使我与诸多朋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共同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也在相处中并肩成长。

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难忘那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四)宏观历练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人是需要支点的,施展是需要平台的。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用实际经历阐述了“支点”和“平台”的作用。并不是说,在外地、在基层难成大器。古往今来,在边缘乃至在深山修炼成大学问家并不罕见,但要看研究对象。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16年的研究课题来看,是需要宏观平台的。感谢国家有关部门在我“天命之年”(1995年50岁)时把我调入北京,感谢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历练使我的理论得以升华。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千万条道路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回顾学术人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名师+机缘+朋友+平台”,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公式。我的成长路印证了这一点。

这四十年都做了啥?操着什么学术“口音”?

写自传,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系统梳理一下。

1979年初,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迄今已有40年。“大我”(国家改革开放40年)与“小我”在时段上的高度契合,意味着我的个人学术生涯是与整个改革开放休戚与共的,从经济学研究履历来看,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

在过去40年的学术探索生涯中,我瞄准自己认定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支点”展开。本书标题《产权人本转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路》基本概括了我的学术人生。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40年可用三个字概括:“产”“人”“转”。

“做出自己的学术味道。”这是在治学前老师提出“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后的感悟,只能尽力而为。

本书在第一章叙述个人成长路之后,从第二章开始,即按照“产”“人”“转”三条理论线索分三章具体展开,向读者诉说自己在探索中的心路历程及酸甜苦辣。这里提纲挈领地点一点。

(一)关于“产”的探索

本书第二章——“产”:《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无论是中国改革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首先指向所有制的核心产权问题。基于此,“产权论”成为我过去40年中最先探索,也是花费心血最多的领域,成为第一部曲。如果说,40年磨出“三根针”的话,“产权论”(指《广义产权论》)是第一根“针”,以至有朋友戏称“常产权”之类。产权论这方面的探索,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

第一,经历了一个由“实”到“名”、由“狭”到“广”的长期过程。

从1980年5月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处女作——关于所有制问题的《长期并存比翼齐飞》(东北调研启示,表明“实践有神灵”),到1987年11月在《关于建立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中自己首次使用 “产权”概念,由“实”到“名”,前后经历了7年时间。

至于由“狭”到“广”,更是“路漫漫兮”。一开始我也是一个“狭义产权论”者。从1987年第一次使用 “产权”(狭义)概念,中间经过2001年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一直到2009年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由“狭”到“广”,前后又经历了22年。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从主张“长期并存”到发表<产权市场论>》、第二节《20世纪90年代:主笔四部产权专著,“为伊消得人憔悴”》和第三节《完成由“狭义”到“广义”的过渡,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反映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

第二,兴奋点在“产权论”之“道”的层面。

通过多年摸索,深感“产权论”有“术”有“道”,且都值得探索。但我并未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术”的方面,而是致力于探讨其中“道”的学问。

道教悟《道德经》有言:“天无道则不运,地无道则不载,人无道则不立。”同样,产权无“道”则难“大行天下”。这一点,在我的《广义产权论》之第一要义“广领域”中提出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的《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广到天,广到地,广到人),已有某些“道”的味道。《天地人产权论》向世人表明,不仅人类自身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曾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而且天、地、人以至世界万事万物,也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

尤其是《广义产权论》(2009年出版)题记所写:“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资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再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这里更寄托了我对“大道”的精神追求。

因此,我在《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一开始写道:“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从宏观层面分析,其间蕴含着多维产权关系:环境产权、资源产权、人力产权。”

之所以做这种近似经济哲学的探索,是试图为政治经济学开掘更深厚更广阔的理论基础。读者从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阐述的《“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和《<广义产权论>出版后的反应》,或许可以看出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新拓展。有学者称此为经济学的“元理论之一”。我未使用“元理论”概念,而使用“理论支点之一”的提法。

第三,不是单向度的“孤立产权理论研究”,而是试图把“产权论”与“人本论”结合起来。

这在2010年3月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得到发挥。该书题记写道:“老子论道,既讲‘抱阳’,又讲‘负阴’;斯密论经济,既有《国富论》,又有《道德情操论》。笔者论改革,一则讲‘产’,一则讲‘人’。产——《广义产权论》;人——《人本体制论》。如何熔‘两论’于一炉,用之于中国创新实践?本书尝试提出:‘产权人本共进论’。”核心命题是在共进基础上寻求产权人本两大理论的“耦合”之路。

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两论<产权人本共进论>》,阐述了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这一核心命题。这可能是与其他研究产权的论著相比有自己特点的探索。

第四,在“为学求知而从事学术”的同时,尽力把理论与决策研究结合起来,以实现“学术报国”的夙愿。

除2001年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的内部报告之外,2016年和2017年,内部分别上报两篇关于保护产权和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报告,发挥了相应作用。

除上报几篇关于产权的内部研究报告外,在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还主笔直抒,出版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可视为对我产权研究的小结。继之应邀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上讲“产权”。虽然台上只有40分钟,但着实检阅了“台下40年功”。

《广义产权论》——我40年探索的第一个理论支点。

(二)关于“人”的探索

本书第三章——“人”:《人本体制论》,为人的自由发展立心。

与上一章探索“产权论”相比,“探索建立人本经济学”的起步要稍晚一些(1986年),但它比较新鲜,颇引人关注。这方面的探索,也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

第一,更具“创新冲动”。

传统的经济学有两个致命性的弊端:一个是“官本位”(或称“权力本位”),一个是“物本位”。人本经济学向两个致命性的“本位”提出挑战。它试图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在哪里?建立“人本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哲学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体系创新中最有生命力的命题。

读者可从本书第三章了解到,“人本经济学”的提出起源于恩格斯一段题词的启发。《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创刊的杂志题词,恩格斯给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为什么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就“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把它看成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对马克思主义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正是基于此,1986年,我向高等学校青年社科基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应该说,起步是比较早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未获得立项。好在“遇挫而未停顿”,改为“自选课题”,独立前行。相比下达课题来说,如同自由恋爱一样,这是具创新冲动,也富激情的研究题目。

第二,持续“两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从1986年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到1996 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资本”,经过十年探索,初步奠定了“人本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第二个十年:从1998年对改革开放20年做的独特总结《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到 2008年8月发表《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标志着对“人”的发展问题形成较系统的认识。正是在上述不懈的探究和讨论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本经济学观”。

第三,瞄准“人本体制”这一理论轴心。

“人本经济学”的理论轴心是什么?经多年之探索,终于摸到“轴心”——“人本体制”。在上面提到的《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

此后10年,当“以人为本”口号颇为流行时,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我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一种是侧重于从执政者“统治”角度出发的,我称为“人本工具论”;另一种是真正从“人”自身出发,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我称为“人本实质论”。这无疑触及了“人本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第四,在“批判”中前行。

《人本体制论》等作品问世后,既有来自专家学者的正常学术评价,也遭到上纲上线式的严厉批判。有人以《充满了理论荒谬的庸俗经济学》为题,对人本经济学论著进行批判,还有人以《<包容性改革论>是什么货色?》为题,给包括“社会共生理论”在内的“包容性改革论”扣上“阶级调和论”的帽子。在这种批判和争议过程中,“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7年后,2015年姊妹篇《人本型结构论》出版,并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后提出以人本为核心推进经济学创新。应该说,“以人本为核心创新经济学”,这是探索经济学第二部曲的理论归宿。

(三)关于“转”的探索

本书第四章——“转”:《包容性改革论》,为中国全面转型立论。

“转型论”的探索是贯穿于我40年研究过程始终的。探索“转型论”与探索“产权论”“人本论”一样,根本目的是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推进我们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这是实现目标的根本路径。

“转型论”的探索,也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

第一,不是单维度的“某一转型”,而是包括体制(改革)样式、开放样式、发展样式以及文明样式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全面转型。

本书第四章各节,系统阐述了全方位转型的思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过去计划经济根深蒂固,曾长期闭关锁国,且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又缺乏现代文明洗礼的国家来说,把握“四位一体”的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维度的某一种转型),十分重要。

第二,每一种样式的转型,都“瞄准靶心,精准发力”。

经济体制样式的转型:紧紧抓住“让‘媳妇’进门”以及登堂入室后的“婆媳关系”;开放样式的转型:紧紧抓住地域的“四沿开放”和领域上的“破垄开放”;发展样式转型:紧紧抓住“系统创新推动”;文明样式转型:紧紧抓住“文明融博”。

第三,坚持“中道”转型,力排两种干扰。

2006年1月,我曾在新华社《瞭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力排两种干扰》的文章,力陈“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尽管此文接连遭到多篇文章的批判,但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是有意义的。

2013年,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我进一步阐述了“超越极端,双线均衡”的思想,并从《说文解字》说开去:“‘吉’字上面的‘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则‘吉’;‘凶’字上面的‘十’字是斜歪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则‘凶’”,对此强调要“防止剑走偏锋”。

如果从世界格局看,更应该这样。在2018年主笔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我提出“两个不拘泥于”的观点。从“力排两种干扰”到“两个不拘泥于”,都是强调用《包容性改革论》的思想和方法论来处理转型中的问题。

第四,源于经济,高于经济,从人类文明的思想境界探讨转型问题。

我在《共享中国:高端专家访谈录》中曾说过:“面对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任何一个有人文情怀的经济学者都不会把自己狭隘地‘捆’在单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里。”今天,中国已开启并处于由“文明隔阂”走向“文明融博”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写了自己多年来探讨“文明转型”的心路历程及其成果,有评论说这在经济学界可能是比较“另类”的。

从2009年在海南国际论坛主张“由隔阂转向融合”,到2017年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纵论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点,我认为,在致力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中国学者尤其需要尝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整合起来,寻求“特共一体”的文明成果,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所以,在2018“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我提出应形成“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

以上,简要回答“这四十年都做了啥”。

上面几件,如古语所云“慰情聊胜无”吧。

我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

这涉及今后人生发展规划问题。

截至本书定稿之时,我已满74周岁。人生还有最后一个“谜底”尚未揭开,就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面对不确定性,只能先做前面讲的那些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以弥补不足和缺憾。至于能否完成、何时完成,则顺其自然。

第一件事情,在转型论方面:围绕中国面临的“文明转型”,把拟议中的《文明融博论》一书写完。

基本构思是由“文明隔阂”向颇具人类文明张力的“特共一体”的文明包容转型。当然,在寻求文明包容和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碰撞和博弈,要设法“挫其锐,解其纷”(《道德经》)。所以,我把拟写的书称为《文明融博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启示我:中国,不仅需要高端的物质“芯片”,而且需要高端的思想“芯片”。限于自己的理论储备和水平,不可能将《文明融博论》写成朋友所期待的所谓“鸿篇巨著”(我只打算写10万字左右,一本小册子,论纲式)。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曾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但紧接着下面一句,却未必熟知:“以道莅临天下”。受此启发,《文明融博论》着重讲“道”,或如老子所云“以道莅临天下”。试试吧。至于中西文明如何又“融”又“博”,如何建立新“文明学”,将在今后的岁月中,结合中国与世界新的实践予以探讨。

第二件事情,在人本论研究方面:继续为创建“人本经济学”学科做一些铺垫性工作。

未能写出一部成体系的《人本经济学》教科书,是我的遗憾,但考虑到个人年龄、精力和环境,对于今后的完成没有把握。有点可能的,是完成一部《关于人本经济学的探索及争鸣实录》,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1986年以来个人公开或内部发表的有关论文和研究报告,一字不易,立此存照。

第二部分,学界和社会上的有关争鸣史料,包括指点性的评论、商榷性和正常的学术批评等。考虑到2018年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大局,为避免争论,这本自传未涉及批判文章。不过,作为专题性的学术探索著作,应该客观实录。待获得各位作者(包括批判者)的授权之后,也一并收入,供人们讨论、研究之用。

第三件事情,在产权论研究方面:集中精力完成两篇有深度的探讨广义产权新问题的论文。

第一篇是关于《人力资本:第一资本论》。如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指出的,人力产权的凸显与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及其引起的产权关系新变化有关。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社会,人力产权将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和第一财富,它将带来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物力产权到人力产权各自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及地位的演变将呈加速运行趋势——以致人力资本产权总值会超过物力资本产权总值。

研究明白之后,或许写篇《人力资本:第一资本论》。

想到的第二篇,是《关于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若干规律问题》。面对如此规模、如此丰富多彩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有若干规律可挖的,或许撰写专文,以补缺憾。

主要是以上三件事情。作为战后“婴儿潮”一代中的人,倘能在离开人世前,见到“人”“产”“转”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当然更好,即使只能看到一些端倪,也不枉探索一回了。若干年后,如能多少有个结果,对于一个“常人”而言,也就知足常乐了。

“自传人生事,甘苦寸心知。”谨以此导言告白于各位读者。至于40年间为什么要研究“产”“人”“转”?研究中有哪些酸甜苦辣?研究后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研究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具体内容请看书中各章(没有语言“密码”)。

我深知,我们的同胞已经很抬举经济学家了。所以,要尽力回馈社会与同胞。但世上有千万条路,也有数以千计或万计的读者,我不愿意把本书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唯盼能用一颗包容的心,有缘与读者敞开心扉交流。

作者常修泽,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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