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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内斗始末:到底谁是野蛮人 

2020-11-23 11:06 |《浙商·金融家》 |蔡筱梦

2020年8月31日,大连圣亚旅游控股有限公司(600593)新任董事长杨子平来到公司大门口。迎接他的是紧闭的大门。而阻挠杨子平进入公司的不是别人,正是大连圣亚的部分员工。自6月29日董事会构成出现变化,股东大会罢免原来的管理团队,提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杨子平为新任董事长之后,新任董事会与原高管团队之间的矛盾开始爆发。

杨子平和同样来自浙江的磐京基金,通过二级市场举牌的方式先后成为大连圣亚股东。然而付出真金白银入股、经股东大会票选出来的董事长,却在几个月时间内多次被员工拦在公司门外,经历种种波折后才正常履职。期间,这家公司上演了抢夺公章、信披打架、殴打股东等一系列事件。在整个争斗过程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监管方的大连证监局,对此又作何表态?《浙商》记者就此事展开了深度调查。

从“蜜月”到“变脸”

大连圣亚成立于1994年,2002年上市,是大连市唯一一家主板上市的旅游企业,企业以水族馆经营、海洋探险人造景观、游乐园等项目为主,公司介绍中称是“第三代海洋馆的建设者”。

记者据公开信息整理发现,大连圣亚长期处在亏损状态,不管是培育了近8年的蓝色迪士尼“大白鲸计划”,还是哈尔滨、三亚、昆明、镇江、千岛湖、营口等数个项目,几乎都陷入停滞。从这些年上市公司的年报和公告来看,大连圣亚是很缺资金的。来自浙江的两位新股东,无疑将为公司带来发展所需的资金。杨子平告诉记者,在合作前期,自己与大连圣亚的沟通十分顺畅。“我是坚定看好这家公司和旅游行业,所以才会大笔投资的。”

“变脸”是从2020年6月29日的股东大会开始的。当天,大连圣亚召开股东大会,原董事长、副董事长被罢免,杨子平提名的3名董事和磐京基金提名的一名董事成功当选。随后,新任董事会作出了罢免原总经理肖峰等高管等一系列决策,但遭到了原高管团队、部分员工及部分减持股东的抵制。新任董事会与原高管团队之间的矛盾就此爆发。

原高管团队坚称,新任董事会的决议不合理,并多次向大连市有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上交所与大连证监局多次发函问询。此外,原高管团队拒绝移交公司公章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数字证书,用公司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外界发布反对杨子平及董事会决议的信息,称其为“资本市场的野蛮人”。

大连圣亚的原管理层、员工等轮番出面,用各种方式向新任董事会说“不”。

7月1日,大连圣亚员工对杨子平和磐京基金进行实名举报,称股东大会决议不合法。

8月14日,大连圣亚发布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对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神洲游艺城、肖峰诉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进行了披露。

公告显示,大连圣亚原总经理肖峰等人通过上诉的方式,要求撤销董事会解聘公司高管的决议,原管理层认为杨子平具有操控董事会、清洗管理层之嫌。

此外,在前期的公开媒体报道中,原管理层对多家媒体表示,杨子平与大连圣亚多名股东关系紧密,与磐京基金存在交集,属于一致行动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7月中旬,大连圣亚职工代表成立“公司应急工作组”,宣布在公司遭遇突发及紧急事件时,起到维护公司正常运作秩序、保护公司财产安全等作用。

董事长进不了自己公司大门

就新旧管理层的争执,大连证监局书面通知杨子平等前往大连圣亚配合检查。但杨子平此行受到了阻挠,双方的矛盾激化。

8月31日下午2时,杨子平和副董事长毛崴等应大连证监局现场检查要求来到大连圣亚,迎接他们的是大连圣亚紧闭的大门和员工的阻挠。尽管与公司门卫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杨子平等人依然未能进入公司。这是杨子平第二次来到大连圣亚,也是第二次被拦在门外。第一次是在7月1日,“当时刚开完股东大会,我被选为董事长,我是去履职的,但被员工阻拦,对我说非公司员工不得入内!”杨子平这样告诉记者。

就在门口交涉期间,杨子平接到大连圣亚证券代表惠美娜的电话。惠美娜称,证监局相关人员并不在大连圣亚,请杨子平前往大连证监局当面谈话。

随后,记者跟随杨子平一行人前往大连证监局。但在半路,杨子平又接到了大连市证监局石永生的电话,表示证监局相关人员正在大连圣亚公司现场。

杨子平随即折返。“马上回现场,我们一定要在现场接受检查,当面与员工沟通。”杨子平表示,自从成为大连圣亚的新任董事长,至今没有有效渠道与员工进行正面对话,“这次配合监管调查的同时,也希望借监管层现场调查的机会,与员工进行对话。”

但等杨子平与毛崴再次抵达大连圣亚的大门口时,公司大门依然紧闭。记者询问门岗保安,是否认识董事长杨子平,在场的三名保安均三缄其口。

“是谁安排你们在门口拦人的?”面对杨子平的质问,其中一名保安表示,自己是收到“公司应急工作组”的工作安排。

无奈之下,杨子平拨通了110报警电话,称自己的公司被人非法侵占,试图进入自己的公司但遭到恶意阻挠。

3时15分,大连市星海湾辖区片警来到现场。三名警察先是来到公司后门,与大连圣亚的员工进行了沟通,随后来到大门口,向报案人杨子平了解情况。其中一名片警表示:“这种事不归派出所管,去找证监局解决。”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半个小时,杨子平在门口抽起了烟。他打算继续等待,直到员工下班,“我们犯不着和员工冲突,他们是不知情的,不懂管理层发生变动,对我们不了解,只会听直属领导命令。”

至于为什么没有员工承认新任董事长的身份,甚至阻挠其进入公司,杨子平分析:“应该是受人指使的。我们董事会开完那么久,员工可能都不知道原来的高管被罢免了,他们不看上市公司公告的,更不会去深究年报的数字和账目。而且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一直在发抹黑我们新任董事会的文章,说我们是‘野蛮人’。”

下午4时30分,员工陆续下班。三名保安依然不肯开门,但下班员工开始聚集在大门口,保安最后还是打开了门。杨子平等人试图趁有人出入大门时顺势进入,现场一度发生争执推搡。

一名中年男子声称自己就是纠集这么多员工的组织者,要与杨子平当场对质。后经证实,该名男子为职工监事于明金。

在面对员工时,杨子平用几乎呐喊的音量尝试对话:“我是大连圣亚的新任董事长,我是来投资建设大连圣亚的,不是来买壳的!我愿意拿出1000万基金给员工做疫情工资补贴……”

现场的员工并没有给杨子平说完的机会,在于明金的示意驱赶下纷纷散去。

这场小冲突,让110再次出警。与上一次不同,一位身穿白色警服的高级警官下车与杨子平交涉,该名警官表示:“大连圣亚的事情太过复杂,公安局无法处理,希望你们早点离开现场。”

一直到下午6时,杨子平与毛崴等人依然无法进入大连圣亚的公司大门,更没有见到大连证监局的任何人员。

在之后的几天里,大连圣亚副董事长毛崴带着几名助理多次试图进入大连圣亚办公楼,与之前情况相同,公司门口保安拦住了毛崴等人,不肯放行。

相关部门的五个“闭门羹”

既然大连圣亚新旧管理层双方僵持不下,监管介入成为必要的手段。记者了解到,争议方都向大连证监局进行了“举报”或者投诉,但收到监管函的基本上是杨子平一方。毛崴决定找大连市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9月1日上午,《浙商》记者跟毛崴跑了五个政府部门,没有一个顺利完成投诉。

当天下午3时,记者又跟随杨子平及其代表律师来到大连证监局。在进行身份登记之后,一名工作人员告知:“局长和副局长今天都出差去了。”

“昨天电话里沟通过,说今天他们都在,让我来局里沟通!”杨子平对该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是大连圣亚的董事长,并解释了8月31日下午的经历。

该名工作人员对杨子平表示:“大连圣亚的事情我们都知情,但领导确实不在,现在和我们科员面谈也可以,但必须和杨子平单独约谈,其他人不得陪同,包括律师。”

杨子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要求由律师陪同谈话,否则不接受面谈。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单独约谈是正常流程,你认为自己是董事长,难道没有能力接受我们的单独谈话?”

最后,单独谈话还是未能进行。

另一方面,记者在表明身份后要求采访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询问能否回应大连圣亚董事会“选择性监管”的质疑,能否回应大连圣亚要求审计项目及调查违法违规披露信息的举报。大连证监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要走流程,留下记者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

在留下相应材料后,工作人员让记者回去等回复。

由于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一行人离开大连证监局。记者问杨子平:“你为什么坚持要让律师在场?”杨子平表示:“自从我被选为大连圣亚的董事长之后,证监局一系列的监管行为,立场显然有所偏袒,如果在谈话中沟通不畅,我更需要律师在场保障我的权益。”

据悉,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规定,在证监局约谈的情况下不能有律师在场。“另外,此次前往证监局,也不是正式约谈,而是回应8月31日现场调查的要求,正式约谈是需要另外下发正式通知的。”

请输入图片描述立场相反的信披公告

在董事长试图进入公司大门未果,投诉得不到回应的时候,这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发布也出现了戏剧化一幕。

9月2日晚间,大连圣亚连发5篇公告,回复监管问询。

大连圣亚董事长杨子平在9月3日向《浙商》记者表示,这5篇公告中有3篇公告未经过董事会授权,“不仅仅是这几篇,7月31日那天发布的意见书和回复上交所的公告,也没经过我们董事会授权。”杨子平表示,董事会没有授权过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不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他们一直以来都掌握着公司信披的EKey,非法违规发布信息,我们董事会形同虚设。”杨子平表示,原高管团队的行为,属于盗用EKey擅自进行信息披露。“不仅擅自发布公告,还违规漏发公告,其中第十八次董事会决议至今没有发布公告。”

总结而言,上述的5篇公告是由争议双方——新任董事长一方和原管理层团队分别发出的,双方各自以大连圣亚的名义聘请了律所,并针对问询事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法律意见书。

其中,江西添翼律所对监管工作函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董事会召集符合有关“情况紧急”的规定,董事会解除相关人员决议事项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但大连圣亚聘请的另一家律所北京康达在意见书中的立场、观点却与江西添翼完全相反,认定董事会的召开不符合规定,因此相关决议不具法律效应,原管理团队可以拒绝执行。

有意思的是,在当天发布的5篇公告中,还有一篇来自已经被解雇的前董秘丁霞,她以个人名义发布了公告,以回应上交所的问询函。

一家上市公司,陷入控制权内斗已经足够混乱。在对外信披方面,发布的公告内容矛盾,立场相悖,还存在违规操作的争议,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此外,就公章问题,杨子平方面曾经报警,得到的回复是“找证监局解决”。一个公司的公章应该在谁手中?杨子平是否有权利拿在手里?对此,记者请教了熟知《公司法》的专业律师。

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其他机构都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公司法》明确规定,由股东大会选举出来的董事会,对内掌握公司事务、对外代表公司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构,董事长是公司的最高领导者,董事和监事不是公司雇员,而是公司的主人和仲裁人。”这名业内人士强调,“如果原高管团队依然持有公司公章,那违法行为就是属实的。”

股东大会后的暴力事件

9月7日是大连圣亚在公司总部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日子。按照原先的议程,股东大会结束后将召开董事会。但就在股东大会结束后、董事会开会前,大连圣亚发生了暴力事件——新任董事会成员被打了。

大连圣亚股东大会于9月7日下午2时30分准时开始。《浙商》杂志记者持有杨子平签署的董事会采访邀请函,被相关工作人员以不是指定信披媒体为由拒之门外。

按原定计划,此次股东大会结束后将召开第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记者在大连圣亚大门外等候至下午5时30分左右,见到一些股东陆续走出会议现场,但未见到毛崴与杨子平一行。半小时后,一名来自磐京方面的股东代表边跑边喊报警,声称被人袭击,自己的手机被抢并遭对方暴力锁喉、驱赶。

随后杨子平也被人架了出来,据他透露,在股东大会结束以后、董事会召开之前,双方发生冲突。当时,以监事于明金为首的10余人冲入现场,以清场为名开始采取夺手机、打人等暴力行动。

“两个人把我硬生生地架出来。毛崴与另一位股东代表被打伤。”戴着口罩的杨子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全程眉头紧蹙,他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来这里投资非常失望。”说完这句话,他便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向记者补充,对方动手之前,参加股东大会的大股东以及其他媒体记者已离开现场,“我认为这是蓄谋实施的暴力行为。”

据杨子平回忆,打人行为发生时,会议室内就剩下自己、副董事长毛崴,董事杨奇、陈琛以及其他几位股东代表,于明金进入会场后,先将会议室的灯熄灭,然后指挥保安动手。离开的股东代表听到骚动后折返会议室,“保安团队与其中一名股东代表发生了争执,在抢夺手机”。

“现场很快进入混乱,我是被两个人硬生生架着出去的,后面的事情你们在门口也看到了,副董事长毛崴被围殴后,另一名股东代表被四个人抬出去扔在公司门口。”

据记者现场目击,至少两名股东代表在会议结束后向民警控诉手机被抢。

杨子平告诉记者,开股东大会时,原高管团队全体缺席,包括职工监事于明金。“按照通知,原高管团队是要列席会议的,但是他们既没有请假也没有出席,另外还有多名董事没有来参加会议。”

“现场有股东代表质疑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出席,特别是职工监事于明金,明明人就在公司,但却没有出席会议。”杨子平表示,从后来的暴力冲突事件可以发现,于明金一直在公司组织安保人员准备“暴力清场”。关于这点,记者从另一位股东代表那里获悉,股东大会期间,在他中途离席上厕所时发现于明金在隔壁房间组织安保人员。

稍晚一些,救护车来到大连圣亚公司门口,副董事长、磐京基金董事长毛崴以及另一名股东被120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在被抬上救护车之前,毛崴告知现场围观者,自己遭遇10多位安保人员的围殴。

至此,大连圣亚新董事会与原管理层内斗风波进入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据大连圣亚9月8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肖峰、独立董事梁爽、屈哲锋、郑磊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王利侠、张洪超、于明金、王建科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未列席本次会议。

艰难的“破局”

在暴力事件之后,大连圣亚的新旧管理层的控制权之争一度陷入僵局。

在大规模的社会舆论关注之下,一名大连圣亚的员工联系上了磐京基金副总经理钱腾。至此,杨子平一方最终与大连圣亚的员工终于建立了联系,这让杨子平等找到了一个新突破口。

该名员工告诉记者,他试图写信与董事长杨子平沟通公司薪酬体系问题,但信件被原管理团队拦截,该名员工因此受到排挤,继而被停职。该名员工表示:“大连圣亚原有的薪酬体系极度不合理,底层员工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听说新任董事长给员工准备了疫情补贴基金但是原管理层不同意,我就想联系一下董事长,结果就被扣上了‘背叛者’的帽子。”

据该名员工透露,大连圣亚大部分员工关注到了管理层的人员变动,“我们上网查过公告,知道这是二级市场合法合规的举牌行为,在网上看到报道说董事长进不去自己公司大门,也觉得很匪夷所思。”此前,大连圣亚原管理层曾经发表过一封抵制资本市场“野蛮人”的员工联名信,对此,该名员工表示:“那是在7月1日左右,我们员工是被迫按手印的,就是一张白纸,都不知道是什么事项,就签名按手印,后来才知道是员工联名信。所以他们上面组织的很多事情,我们是无力反抗的。很多人担心以后被新董事会开除,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大连圣亚的控制权争夺引起了大连有关方面的注意。在多方沟通和斡旋之下,争斗双方开始寻求解决方案。9月17日晚间,大连圣亚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于2020年9月16日收到肖峰提交的辞职报告。此前,大连圣亚原管理层的五名核心人员,也因个人原因主动辞去职务。与此同时,磐京基金公开承诺,十年不减持大连圣亚的股份,大连圣亚副董事长毛崴还通过《浙商》杂志独家发布建议信,提出对大连圣亚未来发展的建议。他建议,大连圣亚与实力雄厚的国资展开深度合作,同时派遣督察组主导审计,并建议将大连圣亚品牌升级为“大连旅游”。

9月21日,大连圣亚董事长杨子平与新任总经理毛崴顺利进入公司办公,与原管理部门有序地进行了工作交接。目前,大连圣亚与国资的合作正在顺利沟通之中,相关审计工作也将提上日程。


观点

刘亭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恶意收购”的判定,应该由有权监管部门和机构来依法依规作出裁定,而不能由围观者仅凭着主观臆断,就给收购方戴上这顶帽子。

假如涉及恶意,就会确认是否存在构成“恶意”"的主观故意。“收购方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想把企业搞垮?有何证据说明这种收购行为是为了达到破坏性的目的?”这个判定,需要有主观故意的罪行构成要件。

原有高管团队不太高兴或许也可以理解,但采取某些不明智的“抵抗措施”,就很不地道了。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应当聚焦于大连的证监局身上。在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个监管机构应该站出来说话,应该回应冲突双方和公众舆论的关切。对这起收购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要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陈妙林

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

企业出问题当然需要政府协调,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股权收购应请好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出现纠纷立即起诉,但在中国打官司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成本与财务成本,特别不要去对方企业的所在地去打官司。

杨柳勇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敌意收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一个偏中性词汇,只是到了国内被翻译成了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可能与中国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关系通常比较密切,分离程度较低有关,也与对公司治理层面的法律保护水平有关。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收购行为,当然这一切是要在合法合规下进行的。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系列“毒丸计划”等反收购措施可以供目标公司以各种形式防范以后可能出现的收购进攻。

原管理团队如此阻拦,应该是涉及利益关系了。由于对方上市公司有国资股份,这里面可能涉及职工身份与未来待遇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协调,没有必要采取不理智的行为。

不过在国内,这样的案例每年都会发生,“抢公章”“成立两个董事会”这类闹剧时有发生。所以通过二级市场进行举牌收购,在法治环境不够健全与完善的地方,很难避免这样的麻烦。在国外,如果管理层拒绝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那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根本不会存在不移交公章这类问题。

龚俊锋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部主任

这两位浙商若是通过合法合规途径和程序进入上市公司股东的前十名地位的,那他们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就没问题的;成为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之后,他们被股东大会推选为董事,若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与决议内容都是合法并由律师事务所见证的,那么他们被股东大会推选为董事的身份也是合法的。若存在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和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等规定,那则另当别论。

若投资方获得目标公司的股东身份与后续获得董事职务来源均是合法的话,他自然而然有权利履行法律和公司章程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那他进入公司履行职务也是其应尽的义务。因此原先的管理层若在没有任何理据的情况下,应向现管理层移交公章、密钥、公司文件等,履行交接义务。

如果原管理团队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他的职务被罢免是不合法的,那也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双方以此种不合法、不合理的冲突来解决此事导致公司陷入僵局,最终损害的还是公司的利益和各投资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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