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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视窗27丨“两山”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之路的实践启迪——以中国特色公益诉讼为视角 

2020-07-02 14:25 |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陈新 夏大伟

在浙江经济社会面临转型发展的重要关口,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在湖州安吉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山”理念提出至今已有15年,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启引下,中国特色公益诉讼也应运而生,在检察机关的不渝实践之中得到修正完善,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也为浙江打造美丽中国的“浙江样本”注入了强大动能。

一、“两山”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之路的思想启引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念具有浓厚的思想基础,就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之路的发展维度而言,它实质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应具有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前瞻思维和民本思维,这也使得“两山”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保护生态环境应具有辩证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同他在2005年8月15日提出的“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要旨一致。

“两山”理念要求我们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工作,要讲求辩证的思维。《之江新语》中收录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中,习近平指出:“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由此可见,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可能会与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冲突,产生管理成本、生产成本、治理成本等,在表象上对粗放型的经济发展产生收紧效应和“阻滞”作用,另一方面,归根结底的是,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将是经济发展的一场灾难、殃及子孙后世,是用物质利益所无法买来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优美的环境本身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带来观光旅游等生态经济收益,真正让“绿水青山”成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二)保护生态环境应具有系统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他把山水林田湖比喻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互为“命脉”,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一旦其中有一项遭到破坏,将会引发“多米诺效应”,环环相扣,一损俱损。因此,要系统地看待我们的生态资源,绝不能在保护上有所偏废。

根据此一系统思维,事实上,“绿水青山”最终作用的对象和受益者,乃是人类本身。经过上百万年时间的进化,人类实际上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与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已经无法分割地“绑定”在了一起,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而彼此联系、互相影响,而人最终也将尘归于自然。在这一系统思维的启引下,我们更应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反向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确保“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保护生态环境应具有前瞻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和谐的发展,单一的发展,最终将遭到各方面的报复,如自然界的报复等。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抓生态省建设,是我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就是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这是《之江新语》中收录的《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一文中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这一论断并非是空穴来风,盘点古今中外,无数个因生态环境破坏给人类带来的教训仍历历在目,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及的,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都曾水丰草茂,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因此,应从历史中汲取发展的教训,来更好地走向明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开启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在笔者看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中国之治”是一种公正之治、全域之治、和谐之治,必然也强调生态环境领域治理的不断夯实。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站在发展的高位,回应了“中国之治”语境下坚持“两山”理念的极端重要性,并将之作为治国理政的决策之要。

(四)保护生态环境应具有民本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民本思维,也是“两山”理念提出的内因之所在,是保护生态环境中需始终坚持的。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时代,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有过深入的接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曾记述了青年习近平在陕北梁家河那段时光,所经历的陕北恶劣自然环境,“多少代,多少年,山民们虔诚祈祷、隆重祭祀都无济于事。春天把希望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进黄土,然而收获的往往是肆虐不羁的秋风”。正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青年习近平立下了“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志向,这一志向也渗入了他“两山”理念蕴涵着的民本思维之中。

无可否认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需讲究“为民所需”,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在河北正定主持工作期间就强调,要“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要求。”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多次指导督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实现了“由荒山到绿洲再到生态家园”的巨大转变。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影响深远的“两山”理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好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三大攻坚战”等,无不体现了“两山”理念所内含的民本思想。正如他所指出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二、公益诉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之路的现实需求

(一)公益诉讼的制度渊源

公益诉讼一词起源于罗马法,它是与私益诉讼相异的一种诉讼形式,《罗马法原论》一书中指出:“公益诉讼即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定规定外,市民均可提出的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

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社会公共组织的出现以及关涉健康、环境、教育、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的突出爆发,公益诉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并在世界各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不同于罗马法中出于保护罗马社会文化传统及价值取向的公益诉讼,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自19世纪美国独立之后,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促进了以法律援助为旨的《公共利益法》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的人权运动更是将公民诉讼、集团诉讼等推向高潮,并逐步演进而成现代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现实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关涉“公共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在生态环境污染等领域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时常见诸于报端,却又无法及时获得解决。一边是解决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压力,冀求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一边是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屡见不鲜,相关思考引起了法律理论与实务界、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高度重视。

在我国,从1996年丘建东状告电信部门伊始,至2011年云南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宣判,公益诉讼一直是作为一种探索性姿态存在于理论与实务界。及至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修订,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才首次对公益诉讼制度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性规定。

不容乐观的是,该条文仅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确定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适合原告,因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定性模糊问题,以中华环保联合会为代表的多次环保公益诉讼实践,均因法律未明确规定其适合担任诉讼主体而多以失败告终。在环境污染等领域,虽然公益诉讼案件不断见诸于世,但鲜有相对经典的案例出现。

(三)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的尝试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主体。事实上,我国检察机关前期也对公益诉讼制度展开了实践探索,然而,受制于法律维度的认可与制度保障,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的浙江,检察机关主动开展探索实践,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以弥补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缺失,保护浙江大地的绿水青山。如浙江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2011年,嘉兴平湖市检察院对嘉兴市绿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等5被告污染平湖市饮用水水源行为,以公益诉讼原告身份向平湖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计人民币54.1万余元。检察机关的这些实践尝试,正是对“两山”理念作出的行动回应。

三、中国特色公益诉讼——“两山”理念的实践

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的演进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它是由顶层设计到逐步试点完善而成形的,检察机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保护的范围除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五大领域”外,正在不断拓展范域,以更好地保护“社会公益”。究其实质,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是“两山”理念启引下的法治产品。

(一)“两山”理念对中国特色公益诉讼的理论支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相关篇章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不难看出,“两山”理念中,生态环境被喻为了一种“公共产品”,一类“民生福祉”,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享有的“社会财富”,这与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对象——“社会公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两山”理论与中国特色公益诉讼的这一渊源,也得到了实践的印证。在2017年9月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强调:“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惩治和预防犯罪、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等职责,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 “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一种职能认可,即检察机关肩负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检察官代表了“公共利益”,依法履行公共利益保护职责,为一方“绿水青山”贡献检察力量。

(二)“两山”理念之下公益诉讼的演进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相关说明中亦指出,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7月1日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为探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供了制度遵循。

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这标志着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演进至此,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正式迈上了全新的起点,驶入了快车道,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也在试点地区前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展开行动,并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促使其不断走向完善。

(三)中国特色公益诉讼的浙江实践

浙江拥有“三个地”的政治优势,又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在推进中国特色公益诉讼的实践进程中,自然更是紧紧围绕“两山”理念履行职能。近年来,浙江浙江检察机关矢志保卫蓝天、碧水、净土,把服务“美丽浙江”和大花园建设作为公益诉讼的主要方向。

在笔者看来,浙江检察机关践行“两山”理念、推进公益诉讼的做法,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取得了党委政府的高度支持。在我省各地,包括温州、义乌等在内的77个市、县(市、区)的党委、人大、政府,均出台意见支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目前已然形成了一个以检察机关为主、行政机关协同配合、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公益保护工作格局;其二,办案力度行全国之先。根据浙江省检察院公布的2019年检察业务亮点,2019年,浙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数、起诉数、精品案件数位居全国之首,办理了全国首例向海事法院提起海洋生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浙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情况调研报告》作为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唯一样本入选法治蓝上书,工作办度之大,可见一斑;其三,推出了一批创新做法。在推进“两山”理念下中国特色公益诉讼的进程中,浙江各级检察机关努力创新工作范式,取得了在全国层面的较大影响力。义乌市检察院曾全国首创公益诉讼相关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检并行”办案模式,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采用无人机、大数据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被《人民检察》、《检察日报》等多次推广;其四,深化了机构硬件支撑。浙江检察机关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省市县三级院均同步挂牌成立,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问题,提供了群众反映的专门渠道与机构,对中国特色公益诉讼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两山”理念在浙江乃至中国大地上不断得到实践和升华。

(作者单位:义乌市人民检察院)

【后记】习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八婺大地,发展迅速,万象纷呈,该如何解读,该有怎样的视野。我们和金华市社科联一起,为你打造一份权威的金华社科读本。每周四推出,帮你解开现象的迷雾,助你追寻理论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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