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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扬:从遂昌大山深处走来的艺术家 

2020-05-19 10:06 |美术报

杨可扬(1914—2010),原名杨嘉昌,著名版画家、美术出版家。他是“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他艺术生涯自1936年与版画结缘开始,直至新世纪,不仅是中国现代版画亲历者更是构建者。他的版画风格质朴、凝重、浑厚,典型反映中国现代版画艺术以简为美的特点。

仙霞岭山脉横贯遂昌南北,群山叠嶂连绵。距遂昌县城107公里,在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小山村,叫举淤口村。
这里,风景秀美,人杰地灵,是著名版画大师杨可扬的故里。
因为他,家乡的群山中又多了一座精神的高峰;因为他,家乡的风景里又多了一道文化的彩虹;因为他,艺术和青山绿水相连,绽放出时代的耀眼光芒。
举淤口村的乡亲们怀念杨可扬先生,同时,也遵循着先生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崭新的新时代新农村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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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生的足迹,走进西畈乡举淤口村,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平坦整洁的道路,古朴典雅的民居,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溪水清澈透亮,两岸花草飘香,绿树迎风招展。
一座仿古廊桥横架溪上,纯木质的栏杆透着雅致,桥名为“和兴桥”,寓意着两岸村民和睦相处,事业兴旺发达。这是杨可扬生前为家乡题写的最后墨宝,也是他留给家乡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杨可扬故乡遂昌县西畈乡举淤口村

1914年8月21日,杨可扬出生于此,那时候这里还是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既不通车也不通邮,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故乡,造就了他的性格,成就他的艺术风格,最后,他也将他的一切回馈给了故乡。
小时候,杨可扬和村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要上山砍柴、放牛。七岁那年,进了村里的私塾“景芳小学”,学校虽只有一位老师,却在他前面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十二岁那年,杨可扬就读于遂昌县立小学,这里不但有语文课、算术课,还有他最喜欢的图画课。小学毕业后,杨可扬考入设在衢州的浙江省立第八中学,这是他真正走出重叠的大山,去往更广阔的山川大地。
家乡的贫穷与落后,铭记在青年杨可扬心头,他模糊地认为只有实业才可以改变家乡面貌。当时,杭州的养蜂学校正在招生,杨可扬得知后便去杭州养蜂学校学习。然而“实业救国”的理想,随着蜂群死亡而宣告破灭。为了生计,1935年初他投奔养蜂学校的同学毕青。毕青在宁波开着一家“青春书店”,书店里有的是书,还可以看到许多上海出版的新书刊,着实大开了眼界。

山村 水彩

        当时,杨可扬被丰子恺别具一格的漫画所吸引,立志当一个漫画家。为了追寻理想,他毅然离开书店来到上海,考进新华艺专西画系,没过两个月,由于付不出学费,而不得不自动选择了退学。杨可扬怀着茫然的心情,在宁波杭州等地流浪,靠写文章画漫画投稿艰难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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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杨可扬在杭州看到“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那一幅幅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的苦难人群的作品,使他的思想感情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尤其当他得知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是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扶持起来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杨可扬决心放弃漫画学习木刻,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孤儿寡母 木刻
1936年11月,杨可扬回到上海,一方面继续向《大公报》、《大公园地》等报刊杂志投稿,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他通过职业救国会的关系,经常去附近工厂参加各类座谈讨论会,向工友们发送抗日救国的宣传品。
在宁波杭州上海期间,他迅速成熟。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他回到了故乡的大山,此时的大山是抗日的砥柱,更是是他心中的磐石。年轻的艺术家走向前线、走进城乡,融进更为广阔的抗战血色背景之中,以版画这当时最具先锋性的艺术作为媒介,将个人的艺术追求融汇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民族责任中去。
战时的金华是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杨可扬参与《民族日报》的筹备工作,为他的一生展开了重要一页。《民族日报》的宗旨是宣传坚持抗日民族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解放。在《民族日报》被强行改组后,1940年秋杨可扬来到丽水,进入由木刻家郑野夫、金逢孙等人创办的浙江木刻用品合作工厂,投身到新兴木刻运动。他重新回到家乡的群山怀抱之中,以故乡为圆心,将影响辐射全国。浙赣战役爆发,木刻工厂被迫辗转迁徙于丽水、云和、上饶、铅山,最终落脚武夷山,更名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直到抗战胜利。
以杨可扬为代表的艺术先锋们,用刀笔为武器,揭露敌人的残暴,激励团结抗战。为适应抗日战争版画运动的需要,生产供应木刻用品,编辑出版木刻书刊,为版画运动提供战斗武器,创办木刻函授班,培养锻炼新的战士,多少版画家深情回忆,杨可扬当年在指导信函中的谆谆诱导,程至的、黄永玉等,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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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丽水,杨可扬编辑《木合》通讯,还为《浙江日报》主编副刊《新艺术》,为《浙江妇女》月刊设计封面、报头、插图等。
在武夷山期间,杨可扬负责编辑“新艺丛书”,创作出版《新艺散谈》和《民族健康》,其中《民族健康》以木刻的形式向群众讲解卫生知识。
抗战胜利以后,杨可扬随“木合厂”离开武夷山迁往上海,他离开故乡的群山再次展开新的奋斗。此时,他已经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全国各地的木刻同行们相继到沪。

教授 木刻
这一年,“中国木刻研究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杨可扬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之后,他与战友们一起筹办“抗战八年木刻展”,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为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的中文机关报《时代日报》编辑《新木刻》副刊等。所有的工作正如他在《中国版画集》序言中所言:“我们为着这个社会不至于再像往日那样颓唐,为着这个国家不至于还原到‘无声的中国’上面去,我们‘放笔直干’是时候了。而实际上,在我们的周遭社会里,由于人民广泛的醒觉,那颓唐的气息已经慢慢地给赶跑了;那‘无声的中国’已经变成‘有声的中国’了。”
1949年3、4月间,杨可扬和邵克萍、赵延年、陈烟桥、郑野夫、王麦秆等木刻家,接受了上海地下党委托秘密刻制迎接上海解放的木刻传单任务。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为了迎接解放大军进城,杨可扬、邵克萍、赵延年共同绘制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头像。之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美术出版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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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不是身在故乡,大山的托付始终伴随着杨可扬,故乡的大山孕育了他宽厚朴实坚忍不拔的性格、沉郁质朴的艺术语言。最后,他又选择回归大山,与大山合为一体。
杨可扬的艺术无疑受到故乡的照拂与蒙养。早年“作风沉重,有忧郁的感觉”,就得益于故乡大山的沉郁,也得益于乡贤汤显祖作品中的悲悯。冬去春来、斜影明灭、谷物衣衫、日日更新。1950年代以后,风格由“沉闷”转向“明朗”。在中晚年,他擅画明净和煦的清新景致,而几乎从不表现阴雨晦霾,不懈讴歌“光明”,在他的视野中世界仿佛本就安然,作品《上海,您好!》中那一轮于楼体后升起的朝阳,何尝不是故乡群山之巅嵌上的那一道亮色。

上海早晨

1950年代,杨可扬曾两次短暂回乡探亲,令人痛心的是1958年那次,母亲病重,却因工作繁忙无法照顾,挥泪离开,不久母亲病逝。三十多年再没回过家乡,他的心却牵挂着家乡、乡亲。1993年杨可扬再次回到遂昌,面对家乡的巨变,惊叹而欣慰,晚年他与故乡日益密切。2004年夏,他在故乡过了90岁大寿,决定将版画、国画、藏书票等共177件作品捐献给故乡,故乡成为他艺术的归属之地。
乡亲们也经常到上海探望他,给他带去故乡的消息。2008年7月,当时的遂昌县委书记,向老人介绍故乡开展洁净乡村、美丽乡村,以文化振兴乡村的情况,老人听后无比嘉许。这次会面,“老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活跃,对家乡风土人情的眷恋,对波澜人生的从容回首,对版画创作的独到见解,宛若一幅经典画卷随思绪轻盈翻动。尤其是先生对遂昌发展的关注,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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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举淤口村,处处留有杨可扬的印迹,即是对先生的怀念,更是对先生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孩子们飞奔在村里新建的崭新大道上,长约500多米的村道两旁,以生态屏风为载体,树立起了百余幅装裱精美的杨可扬版画作品。从《保卫祖国》《上海您好》《雷锋像》《浦东之春》……其人物形态逼真,笔墨情感入木三分,无不浸透着不同时代的生活背景,使人百看不厌,意境无穷。

村里的孩子们

村尾的帅印山脚下建起了一座“心”字状的杨可扬文化公园,公园正中安坐着一尊杨老先生的铜像,他双手合捂一木杖,那栩栩如生的神情,慈祥和善的面容,让人望之生敬。像边耸立着一块橄榄石,形似一把篆刻的钢刀,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字:“人生就要像版画一样,一丝不苟、黑白分明。”——杨老先生的人生格言,将给更多人以智慧和力量。
这两年,可扬版画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绘画爱好者前来写生,版画也逐步发展成为了文化创意产业。借着“美丽乡村”的东风,举淤口村乡村旅游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基本形成游客度假休闲、特色乡村展示、文化旅游类型。

绘画爱好者来村里写生

举淤口村也早已不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了,先后荣获了“省级生态村”、丽水市“十大美丽生态村”等荣誉称号,并两次“走”上了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被称赞为“中国乡村文明的标杆”。现在的举淤口村,建筑布局合理、建筑风格趋向于园林式,道路整洁,有古色古香的木桥、绿树成荫的小径、清香的木雕栏杆……每样都蕴含着艺术的气息、每刻都洋溢着清幽的乡村情谊、每处都让人感叹到自然与社会的完美融洽。

举淤口村被称赞为“中国乡村文明的标杆”

相信,这必是先生最最高兴看到的,他几进几出的大山,为此以刀笔为武器奋斗的一生,他那牵挂萦绕的故乡,终于走在了奔向小康幸福美丽的康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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