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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空军飞翔70载!带你认识这六位浙江蓝天英雄 

2019-11-11 07:19 |浙江新闻客户端 监制 章宏法 策划、编辑 屠晨昕 设计 张恬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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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代宗师,被誉为“中国的米高扬”。

他的名字永远被铭刻在这些机型上——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

他的身影永远被定格在这些第一——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第一个飞机实验室、第一个飞机设计所……

他桃李天下,他的弟子后来有许多都成为名震四方的航空大师。

他就是徐舜寿。

出生于吴兴县南浔镇的徐舜寿,少年时代数理化成绩优异。1933年,徐舜寿在嘉兴秀洲中学毕业后报考大学,由于成绩优秀,被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同时录取。经过认真思索,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机械系的航空专业。

1944-1946年,徐舜寿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回国后,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

1958年9月,徐舜寿(右三)与副主任设计师黄志千(右二)、叶正大(左一)同苏联马尔道夫院士讨论飞机设计问题

1956年8月,他在沈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随后,又主持了初教-6型教练机和强-5型强击机的总体设计。1961年8月任新成立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1964年7月,调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组织领导了轰-6飞机改进改型设计,为运-7和歼轰-7的研制做出奠基性贡献。

徐舜寿与歼教-1试飞员于振武及试飞站工作人员讨论试飞问题

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乎全部飞机型号都与他的名字直接相连。在他的规划下,在沈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跨、超音速风洞;他编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编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飞机寿命》等书。

徐舜寿学养深厚、诲人不倦、思维清晰、作风细致、品格磊落;在技术上有远见卓识,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他以自己的学识修养与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屠基达、陈一坚、管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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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1日,屠基达出生于绍兴市。幼年的他,目睹日军飞机肆虐中国天空,令他义愤填膺、永生难忘。他立志投身航空事业、立下“航空救国”的理想。

1946年,屠基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工作。

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熟悉初教-6,这型飞行事业的“摇篮机”就是屠基达设计的。在保证飞机强度的前提下,屠基达提出了“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初教-6从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只用了72天。1979年初教-6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成功并投入生产的第一个机种,获得国家质量金奖。

屠基达在成都飞机公司门口

1960年,屠基达被调入正在建设中的成都飞机厂,担任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主任设计师,他率领一批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设计队伍艰苦奋斗,1964年11月11日,国内第一型测绘设计的飞机歼-5甲首飞上天。

“歼-7是跑得快的近视眼。”这句早期歼-7飞行员的戏言,曾是歼-7几十年的顽疾。1969年末,歼-7改型任务由沈阳转交给了成都飞机厂,屠基达再次挂帅上阵,歼-7Ⅰ于1975年4月设计定型。

之后,屠基达又主持了含救生系统大改的歼-7Ⅱ型飞机,改进后的救生装置在国内外使用过程中,多次弹射救生均获成功。在他领导下,歼-7从I型、II型到通过出口发展到M型,前后共达30多项改进,创新色彩日渐突出。

历史将屠基达的名字永远和歼-7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联系在一起,这位“歼七之父”被永远地写进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史册。

他既是科技进步的推动者,又是面向用户、面向市场的产品研发功臣,他所主持开发的机型,至今保持着生产时间最长、累计产量最大的记录。

青年航空人将屠基达奉为“一生之师”。他在与青年设计师一起散步时说:“设计师笔下有黄金,也有人命,每一个小错误的代价都可能损失成千上万的国家资金,甚至是飞行员宝贵的生命。干技术,就应该耐得住寂寞,要沉下去,坚守自己的理想。”

在屠基达的文集《难得几次飞》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首小诗:“人世稀能百,难得几次飞,岂能不敬业,风雨并言微。”

2011年2月16日,就在成飞研发的歼-20首飞一个月后,屠基达在深圳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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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12个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亲自驾战机接受检阅。

杭州是丁来杭的家乡,他的名字中也有一个“杭”字。

2017年9月1日,“空军发布”透露,2000余名新老飞行学员今天在空军航空大学接受中国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中将检阅。

这意味着,2016年初刚刚履新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的丁来杭再次调岗,成为空军第12任司令员。

公开的简历显示,丁来杭是浙江杭州人,空军指挥学院毕业后几乎一直在空军任职。

曾历任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副团长、团长、空军福州指挥所司令员、空军指挥学院院长等职。2009年的丁来杭首次跻身正军级之列,出任原成都军区空军参谋长。

三年后北调,升任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跻身副大军区级将领之列。2016年2月,丁来杭出任新组建的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以来的历次人大会议,丁来杭发言时经常谈到两个关键词,“战斗力”、“信息化”,足以见他对其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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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试飞与设计、制造并列为航空工业的三大支柱,由于其工作的冒险性与前沿性,试飞员常常被称作“刀尖上的舞者”。

吴克明,身高1米71,1929年出生于浙江萧山。1949年5月,吴克明在老家浙江萧山的湘湖师范毕业后参军入伍,同年12月他进入航校学习飞行。在抗美援朝中他战斗起飞数百次、空战十余次,击落2架美制F-86战斗机。

1956年,我国制造的56式喷气式战斗机即将下线。这是我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国防部下令从空军选调优秀飞行员担任该机的首飞重任。在此之前,曾在抗美援朝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师,选调吴克明驾驶在我国组装的米格-17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出色地完成了米格-17战斗机的飞行表演任务,112厂把吴克明调来当试飞员。

到试飞部队后,吴克明才感到试飞与部队的飞行有很大不同。虽然过去在部队也飞过试飞科目,但那不过是飞机更换部件或发动机后,飞到空中检查一下工作是否正常就行了。而这时他面对我国制造的首架喷气式战斗机,怎样试飞,没人来教,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用他自己话来说:“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作为主任试飞员,既代表空军部队,又为航空工业部完成任务,是具有双重使命的角色,责任重大。试飞任务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老试飞员作指导,一切都需要独立自主地去闯。”

战火的洗礼练就了吴克明的勇气和胆识。为了进一步了解新机,他到生产线观看制造飞机的复杂过程,并亲眼目睹了0102号静力试验,当静力试验达到最大承载值时,不到5米长的半个机翼的翼尖居然向上翘起了差不多1米,这更增强了他对国产飞机试飞的信心。

1956年7月19日,吴克明在众人瞩目之下,自豪地跨进“中0101”号56式歼击机。在这一天的试飞前,吴克明要熟悉飞机的全部253550个零件,外加发动机的1721个零件,还有三门火炮和各种仪表设备。他观看了飞机强度试验,目睹了各部件在大过载下的受力情况。此外,他还要彻底搞清楚与飞行有关的空气动力学。

首次试飞时,当耳机里传来“0101号起飞!”吴克明松开刹车,飞机以最大速度向前冲去,10多秒之后,飞机轻轻离开地面,最终安全落地,首次试飞取得圆满成功。

15天之后,预定的试飞科目全部完成,飞机达到了设计的要求。共飞行19个起落,飞行时间9小时49分,证明该机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全部合格。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光荣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振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当崭新的4架国产歼-5编队呼啸掠过天安门广场时,整个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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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内唯一两次弹射跳伞逃生、受伤康复后重返蓝天的战斗机试飞员;他是中国空军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军事学术刘亚楼奖并荣立一等功的人;他是唯一被空军授予航空学会高级会员、试飞专家和军事理论专家的人。

他在歼-10战机试飞中最早完成最大马赫数、最重载荷起飞着陆、最大正/负过载、静升限以及超视距导弹实弹靶试等重大科研试飞项目的飞行员,他是成功完成了歼-10空中加油试验的人,更是试飞歼-10架次最多的人。

他就是徐勇凌。1962年,他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军人世家。

年轻时的徐勇凌

上世纪70年代,“成为飞行员”的梦想种子早早播撒在尚在童年的徐勇凌的脑海中。受成长环境的熏陶,徐勇凌常常能见到飞行员驾驶战机在低空盘旋飞过,这对当时的小男孩有着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初中招飞,徐勇凌果断报名,但受身高限制,他未能实现空军梦。高中招飞,由于名额限制他又没能如愿。

1983年,已经身处北航校园的徐勇凌听说国家在航空大学里面向大学生招飞,他重燃飞行梦,再度勇敢一试。这次,他成功了。

在航校,每天中午短暂休息后,他自主增加训练项目练单杆,坐在马扎上模仿飞行驾驶,空腹导致虚脱但仍硬撑到飞机平稳落地。

两年半的魔鬼训练后,徐勇凌成为了28个招飞学员中唯一一个全部指标合格的飞行员。

身穿飞行员高空代偿服的徐勇凌

1989年,徐勇凌被选为试飞员。这是一个与普通飞行员完全不一样的职业,试飞员是和平年代距离死亡最近的人,试飞永远面临挑战和未知。

1999年5月20日,徐勇凌遭遇了最大的一次鬼门关——他驾驶歼-8起飞,在400米高度突然发动机着火,烧断了操纵系统。按规定他完全可以在确认飞机失控的最初两秒内跳伞。但他执意要挽救飞机,就算飞机保不住了,也要把科研数据带回去。

此时,飞机随时都可能爆炸。他全然不顾,竭尽全力背记每一个状态下的各种数据,居然坚持了42秒!直到高度降到了200多米时,才被迫跳伞。因为开伞高度太低,徐勇凌落地时身负重伤,全身骨折10多处。

在医院苏醒后的他,面对赶来的战友,他咬着牙赶快把跳伞前记下仪表数据一一口述出来,说完就又昏睡了过去。这些数据,成为在黑匣子丢失的情况下,查找事故原因、继续进行新机研制的宝贵第一手资料。

在病床上躺了4个月,他为了将胳膊掰直,每天都忍着剧痛将绷带去掉硬掰。他重返蓝天。

徐勇凌在国产歼-11B战机前留影

1986年1月,中国第一种三代机歼-10开始立项研制。1991年,空军成立试飞员小组,1998年,歼-10首飞成功。

2001年,徐勇凌开始接受歼-10试飞任务。他并非首飞团队成员,甚至不是第二批团队成员。

虽然开始得晚,徐勇凌依然成为了飞歼-10最多的试飞员。他说,自己对歼-10倾注了生命,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

2002年,徐勇凌所在试飞大队被空军授予“英雄试飞大队”荣誉称号,他成为“英雄试飞大队”的首任大队长。

从1998年到2003年,五年半的时间,歼-10一共试飞2345个驾次,没有坠毁一架飞机,创造了奇迹,其中徐勇凌参加了488个架次。

2007年2月,“十号工程”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团队名单前十名中有两位试飞员,徐勇凌是其中之一。

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的《护航》,小宋佳扮演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女飞行员吕潇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从一个建德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二大队中队长、空军少校盛懿绯,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位吕潇然这样的“空中花木兰”。

1986年,盛懿绯出生在建德市三都镇。2005年,盛懿绯还是新安江中学的高三学生,高考前学校传来空军选拔第8批女飞行员的消息,激起了她的从军梦。

盛懿绯的叔伯、兄长中都有人当过兵,她从小就有了当兵梦。参加招飞前,有人曾劝她再考虑一下,因为她成绩优秀,上重点大学的希望很大。但是盛懿绯说:“我一定要去当兵!”

通过一道道严格的招飞筛选程序,当年9月,全国20余万名应届女高中毕业生中只有35人脱颖而出,盛懿绯名列其中。

女性要当上飞行员,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努力。前七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都是运输机,而盛懿绯挑战的是歼击机。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让盛懿绯瘦了20斤,暴晒让她脱了两层皮,跑破两双球鞋,踢破一双皮鞋。

35人被刷至16人,盛懿绯成功飞上了蓝天。四年后,这16名女学员成为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

刚一毕业,这群85后姑娘就迎来第一次挑战: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阅兵当天,她们驻训的机场能见度只有1.3公里,不适合起飞。但盛懿绯与战友们沉着淡定,驾驶战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85后女孩驾战机飞越天安门”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作为杭州的女儿,盛懿绯的名字也被更多的家乡人所熟知。

八一飞行表演队“四朵金花”,右一为盛懿绯

2013年底,盛懿绯进入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表演为了保证观看效果,一般都在观众视线所及的狭小空域里进行,特技动作最大载荷会达到9个G,飞行员稍有不慎就易出现红视、灰视或黑视,危及安全。对很多男队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刚开始训练时,一场下来盛懿绯的手就会控制不住地发抖,用筷子、开门都很困难。

经过8个月艰苦严格的训练,盛懿绯与其他三名女飞的飞行时间破800小时,具备独立驾驭三代机执行飞行表演的能力,她更是被战友们称为“大圣姐”。

2014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包括盛懿绯在内的八一飞行表演队“蓝天四姐妹”,以炫丽的“空中芭蕾”领舞航展。之后,她随队去马来西亚、迪拜、巴基斯坦参加了航展。

2015年9月3日,盛懿绯再次代表中国空军女飞行员,驾驶着歼-10,参加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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