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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70年 金华亮答卷|后陈治村策 

2019-10-18 13:56 |金华日报

“小到买一把扫帚,大到‘三城同创’用的资金,手机里一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干部单亦军打开“善治后陈”微信公众号,三务公开一栏里列着每个月的财务明细账。在外村民无需回村,也能知道老家最近在做什么,用了哪些钱。

去年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单亦军从原来的振兴村“转入”后陈村。他说:“从旁观、借鉴到亲历‘后陈经验’,最大感受就是它在不断与时俱进。”

好一个与时俱进,形容武义“后陈经验”再恰当不过。时针拨回到2004年,“后陈经验”着实是被“逼出来”的做法。当时,面对1900万元巨额土地征用款,村级财务公开成了后陈村民的最大诉求,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就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强烈呼声中应运而生。

“村集体资金用到哪、用多少,村支书和村主任说了不算,大家看过、村监委主任签过字才算。”“后陈经验”并不复杂,就像农民这么朴实的说法,但实实在在解决了村集体财务管理问题。

15年过去,“后陈经验”的与时俱进,可用“漂亮的‘三级跳’”进行评价。

从单一管钱“跳”向村务监督。在后陈村,村监委的最初作用是盯着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随着不断深化探索,逐步扩大到农村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上,实现了村务监督由事后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的转变,使各种矛盾有了内部化解的机制。2010年,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创新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

从村务监督“跳”向社会治理。如今,“后陈经验”的应用范围不止于村务,在城市社区、公立学校、公办医院、国有企业等层面,同样以各式载体发挥着作用,实现事务管理从少数人说了算到一律按制度办的转变,有效助推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六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16件“大事”中,“后陈经验”榜上有名。 

[记得这一天]

全国首个村监委的诞生

2004年6月18日,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后陈村挂牌成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揭开崭新一页。

然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村监委的前身是财务村务监督小组,由时任后陈村支书胡文法提出设立,参照企业监事会的管理模式,破解村务管理混乱。监督小组梳理并公开村级财务特别是土地征用款后,得到村民强烈认同,一个月内信访量大大下降。

这引起武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调研组到后陈村蹲点。时任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回忆,虽然财务村务监督小组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村干部用权用钱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三不到位,三代替”:制度不到位,以结果公示代替村务公开;监督不到位,以运动员代替裁判员;执行不到位,以村两委决定代替民主决策。

“蹲点调研那段时间,就是奔着把群众合情合理合法的创造力化为具体的制度性架构来实现。”骆瑞生说,通过两个月的调研,调研组拟出《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讨论稿,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最后,县委常委会拍板通过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核心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框架,并下发文件在全县推行。

很快,有专家学者就对这项地方创新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就在后陈村成立村监委的第4天,一切尘埃落定。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出台,明确要求设立村务监督小组。后陈村的创新正是诠释文件的现实之作,与中央精神不谋而合。

[赶考这一路]

从问题中来 到破题中去

有了村监委,后陈村迅速走向开源节流的良性循环。

“比如招待费,以前没有上限,发票写得比较模糊,村支书、村主任相互通个气就能报账。现在每一笔开支都要写清楚并公开。”村里的报账员陈金茂说,自从有了村监委,村里的招待费从每年二三十万元锐减到几千元,直至“零招待”,已多年没有非生产性支出。

大小建设项目的招投标、重大项目的听证会,村监委无不盯着。这样还不够。在村务监督委员会议事基础上,后陈搞起“扩大会议”——村务联席监督制度。“就是把村监委成员开的会,扩大到邀请利益相关村民、部分行业监理、上级主管部门等共同商议。”后陈村支书陈忠武介绍,这样一来,解决了村监委知识面有限、专业技能不够等问题,既保证了建设开支不乱花,又管好了工程质量。

比如去年村庄主干道实施“白改黑”,因为是头一回和这样的工程打交道,对于不懂标号、建设次序的村监委成员来说,监督流于形式。于是,村监委召集村民代表、村干部、联村干部、道路建设专家一起现场监督。如此一来,村民和村干部服气,建设方也服气。

“过去做事真的很矛盾,村干部干事不行,怀疑我们捞好处,不干事也不行,说是懒政。现在,所有村务晒在阳光下,村民反过来怕干部不做事,我们的腰杆也挺直了。”村监委成立之初,陈忠武任村主任,是被村监委监督的第一批对象,一路走来,“感谢村监委”是他的真心话。“干群关系融洽了,村干部放开手脚干事,这才能为村集体谋发展、为村民谋福利。”

实事从哪儿干起?村党支部召集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村监委成员反复讨论研究,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建厂房收租金,钱从哪里来就投回哪里去。有了目标,村两委马上跑街道跑市场,在村里建起4000多平方米厂房,引进20多家企业,不仅村集体收入有了保障,半数村民在家门口打工,加上每年的分红,生活蒸蒸日上。

“后陈经验”破解了诸多矛盾,后陈人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

村民反映到公开栏看三务不方便,村里就把三务“装”进电视和手机,老年群体在家打开电视机,外出人员点开手机微信公众号,就能查看村务、财务明细。

有人反映看不懂三务,有问题也没处说,村里就推行村监委向党员、向村民代表述职,党员向联系户反馈三务工作,向党员大会反馈村民意见建议的“双述职双反馈”机制,真正让村民也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

就这样,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后陈经验”,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

15年间,后陈村历经6届村两委班子、20余名村干部的更替,以及2000余万元的村庄建设投入,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奇迹;15年间,后陈村集体收入增长43倍,去年为430万余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三番,年人均分红从500元增至4000元。

如果说检验一项制度创新管用与否的标准之一,是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后陈村无疑给出了肯定答案。

“后陈经验”的名声越响,压力也越大。后陈人不时被问、更经常自问:接下去该往何处发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后陈人找准了努力的新方向。“我们要在实现‘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上下功夫。”他们谋划着,接续书写新时代新答卷。

星火燎原 开枝散叶

后陈村之所以能和西沟村、小岗村一样成为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村,是因为它在基层民主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极具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推广性。

湿地摄影、书画写生、水上瑜伽……如今,在武义县履坦镇坛头村,类似活动隔三差五就会举办。“活动成本小,宣传范围广,能给村里带来新业态。”村支书林卫良说,自打村里决定发展农文旅产业,大家就定了个规矩:无论基础建设还是开展活动,都必须少花钱、办成事。

规矩硬得起,村监委功不可没。近几年,坛头村投入700多万元建设村庄,其间,村监委成员可谓寸步不曾离、一毛不多支,连每次运来多少块砖都要数清楚。此番督工下,不仅节省了开支,还做出了内行人眼里2000多万元的效果。而且,村里没有一起投诉或上访。“这在以前真是难以想象。”林卫良说。

星火燎原,“后陈经验”不断外延。2005年5月底,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武义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009年7月,随着婺城区汤溪镇四联村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金华市所有行政村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2009年11月底,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100%覆盖省内行政村;眼下,“后陈经验”在全国69万余个行政村落地生根。

开枝散叶何尝不是与时俱进。在“后陈经验”启发下,催生诸多村务监督创新:杭州市推行村务数字电视公开,宁波市推行村务监督“十清单”制度,嘉兴市开展“五强”村监委创建活动,绍兴推行“按事计分、以分定酬”的村务监督积分管理系统,江山市选拔10名村监委主任兼任乡镇纪委委员,提高村监委政治地位……

外地学习“后陈经验”在当地推广实施后,不乏卓有成效的回音。“这15年里,大约有13万人到后陈村参观、调研和取经。”陈忠武说,他还记得2000年左右从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来的客人,带队的是当地纪委书记余银星。“后来我从他那里得知,将‘后陈经验’本地化运用后,3年时间信访案件就下降80%以上。他说,在农村搞好村务监督,对推动基层民主管理和农村改革发展意义重大。”

今年7月22日,武义县牵头制定的《村务监督工作规范》经省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成为全国首个村务监督省级地方标准,15年的探索有了一个全新的经验推广载体。为推动标准有效实施,武义县配套出台《关于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拟定20条群众看得懂、干部做得到、实践好操作的标准。

最近几年,“后陈经验”更是跳出村务监督,向着更宽广的社会治理领域延伸。2012年,我市从村务监督转向居务监督,城市社区全部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有效提升了社区民主管理水平;2015年,基层监督制度又向学校、医院、国企拓展,全市成立校务、院务、企务监督委员会1184家,实现基层监督网络全覆盖,有效提升了各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水平。

[夜访手记]

以民主促发展 以民主促民生

天色渐暗,上完一天工的村民陆续回家。到了傍晚,后陈村热闹起来。

“走,和村里第一个女村监委主任聊聊去。”在村民指引下,我到陈玉球家门前等候。

熟悉的迷彩外套,一头短发的她进入视线。“白天工地里的人就是你?”“是的。”她说着,拍拍沾上身的尘土,“到我这,是第6任村监委主任啦。”

要是没人介绍,眼前的陈玉球在我印象中就是工地上的小工。因为日间采访时,我曾在村上一处工地见过她,搬杂物、扫地,没少干活。

细聊之后,更有感触。从19岁起,陈玉球就负责村里办公场所的卫生,如今被选为村监委主任,每次开完会后清理会议室的习惯她还保持着。村监委主任的身份从待遇上说,出1天工和10天工,拿到手的补贴都一样。但陈玉球不仅替村民严把村级财务收支,更把剩余精力投入到村庄建设中,每天忙忙碌碌。

“你今天看到的活,是县里‘三城同创’的工作。8月底村里就开会讨论通过工程预算,所以后续做起事来顺畅很多。”她说。

后陈村首任村监委主任是张舍南,当时村民选他,是因为他“会来事”,能替大家盯着村干部。到了陈玉球这,村民看中她勤劳、朴实。从挑刺的人到服务的人,村民选择上的变化,不难看出“后陈经验”随时间推移和环境改变而不断丰富的内涵:以民主促发展,以民主促民生。

采访中,大家都提到“后陈经验”的总结与推广,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

“我清楚记得,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一下车就来到村口村务公开栏前。从公开栏的干部分工、创业承诺,他一项一项仔细地看,给人的感觉非常亲切。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他坐在简陋的会议室里,一一听取10名村民代表的发言。”

当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后陈村考察调研后指出:“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这一精辟论断,在当时彻底拨开了后陈人心头的迷雾,也为后陈村的改革正了名、鼓了劲。更令村民惊喜的是,临行前,习近平主动提议大家一起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挂在村里的“后陈经验”展示馆内。

1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8次对深化完善“后陈经验”作出重要批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诞生与完善,无不体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结合。

(金华日报记者 盛游/文 黄泽振 时宽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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