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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连载】《腾讯传》:微信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③

2017-08-10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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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 1998-2016 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

吴晓波 著


第2章

开局:并不清晰的出发

要加倍使出全部的力量往前冲,不要回头。如此一来,你将可以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安藤忠雄(日本建筑师)

在创业的那些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未来,都在为明天能活下去而苦恼不已。 ——马化腾

创办日:1998年11月11日

绝大多数人的创业,都是过往经验的一种延续,马化腾也不例外。

他兴奋地向张志东描述即将创办的公司的主打产品:把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与非常普及的寻呼机联系在一起,开发一款软件系统,能够在呼机中接收到来自互联网端的呼叫,可以接收新闻和电子邮件等等。马化腾把这套系统称为“无线网络寻呼系统”,它的销售对象是全国各地的寻呼台。

这个创意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点子,既与润迅的专业有关,又有他之前开发过的股霸卡的影子,还似乎得到了丁磊“卖系统”的启示。

马化腾在寻呼服务领域浸泡了5年,而张志东则是做集成系统的高手,所以,他们联手正是“天作之合”。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头头是道的分析都非常不靠谱。

张志东被马化腾打动了。当时的他正打算离开黎明网络公司。他有一位姑姑在美国,按家里的安排,他要出国去投奔姑姑。马化腾的邀约让他多了一种选择,而他确实也对马化腾描述的产品很感兴趣。“我们那时都没有想发财的念头,就是要干一点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事情。”他后来对我说。

甚至在辞职这件事上,他的动作比马化腾还要快:“我先离开了黎明,然后,他才下决心从润迅出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马化腾和张志东开始寻找创业伙伴。先是张志东找到了陈一丹,他们一直走得比较近,曾经结伴出去旅游。

陈一丹在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工作很安稳,而且在两年前已早早结婚过上了小日子,不过,听到能和好朋友一起办企业,还是颇为心动。他回家跟妻子商量,当时的顾虑是:万一失败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这时,他的妻子说:“没关系的,我还有一份工作。”陈一丹日后对我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深深感念妻子的这一句话。”马化腾还找了从初中开始就同班的许晨晔,他在深圳的电信数据通信局上班,当然更有专业上的优势。

当这四位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搞销售的。这时候,“第五人”曾李青出现了。

曾李青出生于1970年1月,比马化腾年长将近两岁,却是同一年毕业。他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专业,毕业后在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工作。曾李青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能言善辩,性格与马化腾和张志东完全不同。

年纪轻轻的他有过一个纪录:他曾以一己之力,说服深圳的一个地产开发商投资120万元,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宽带小区。他在电信局很受重用,是局里下属龙脉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就在1998年的时候,电信局整顿“三产”,龙脉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曾李青前途彷徨,正好接触到了四处寻找销售专才的马化腾。

曾李青回忆说:“我与马化腾、张志东第一次就公司成立的事情见面,是在龙脉公司的那间小办公室里。关上门,我们简单地分了下工,马化腾负责战略和产品,张志东负责技术,我负责市场。”

即将成立的新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公司去登记注册的时候,马化腾和张志东都还没有办完辞职手续,所以董事长的名字写的是马化腾的母亲黄惠卿,尽管她从来没有到过公司。

在注册公司名称时,决定都取“讯”作为尾缀,表示与“通讯”有关,而前缀的选择则发生了一些周折。

马化腾回忆说:“最早想出的名字叫网讯,就是网络通讯的意思,最直接,最简单,第二备选的是捷讯,第三个是飞讯,第四个名字才是腾讯。工商登记是我父亲替我跑的,他回来说,前面几个都登记不下来,就‘腾讯’可以。

我想,有我的名字太个人色彩了,不太好。但父亲说,就是这个了吧,要不然就注册不下来。于是就叫腾讯了。”日后有人推测,“腾”取自马化腾的名字,“讯”则与“润迅”有渊源,也是八九不离十的解释。

公司英文名Tencent的灵感,则来自Luncent(朗讯),“当时讲究左右对称,Tencent就很对称”。把这个词分开来,就是Tencent(十分钱),腾讯日后以微结算的盈利模式成就大业,也许是“天意”。再来说办公场所。

腾讯的第一个办公室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园的一栋坐北朝南的老楼里。马化腾回忆说:“我认识一位叫陶法的香港商人,是做寻呼机业务的,他一直想拉我过去做,我说要自己创业。

他在科技园正好有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就免费借给我用几个月。”那个办公室在四层,有30多平方米,门口有一对很艳俗的大陶瓷花瓶,房间的顶上还挂着一个歌舞厅用的、会旋转的水晶彩灯。陈一丹从香江家私市场采购了几张办公桌,五六个人挤在屋子里就满满当当了。

几个月后,香港人要收回房子,马化腾就在旁边二栋东楼的二楼找到了新的办公室,这回有100平方米左右,被隔成了两间,里面是经理室,外面是办公区。到我写作此书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却还被保留着,剥落的墙上贴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墙角堆着染满灰尘的桌椅,空气里飘浮着陈旧的、未曾散尽的记忆。

张志东回忆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他跟马化腾在办公室里畅想腾讯的未来,他们做了一个“三年规划”———三年后,腾讯的员工数将达到18个人,刚刚可以把这间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坐满。

腾讯的创办日被确定为1998年的11月11日,但事实上,并没有“正式”的那一天,自1998年春节后一直到下一年年初,马化腾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是在忙乱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生活如一条大河,所谓的“源头”都是后来者标示的产物。

不可错过的“互联网世代”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腾讯诞生的时候,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史上,从1998年到1999年的两年间,是一个神秘的时期,错过了这一段,也就错过了一个世代。

先看美国———1998年11月24日,美国在线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网景公司,网景与微软的浏览器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比尔·盖茨非常强势地把Windows95与IE浏览器进行捆绑销售,取得了奇效。微软还在这一年公布了Windows98,将浏览器中的Web页面设计思路引入Windows中,使Windows变得更为生动和实用,并真正成为一个面向互联网的桌面系统。

这一年,微软的股价暴涨72%,同时它遭到不正当竞争的严厉指控,美国华盛顿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司法部及20个州政府起诉微软违反联邦反垄断法一案。

1998年,乔布斯在重归苹果公司之后推出了极简主义的iMac电脑,苹果扭亏为盈,实现了硬件产业里的胜利。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成为新的统治者,此时的世界属于软件和互联网,乔布斯仅仅是一个“归来的坏孩子”。

在1998年,全美最受追捧的互联网英雄是华裔青年杨致远,他登上了《时代》和《商业周刊》的封面,还在«福布斯»杂志的“高科技百名富翁”榜单中,以10亿美元的身家跃居第16位。

雅虎的业务开始走进中国,杨致远甚至考虑在中国卖网站广告。当然,也是在这一年,他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一个决定:有两位出生于1973年的斯坦福校友上门找到杨致远,想要把自己的一个搜索技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雅虎,杨致远优雅地拒绝了他们。9月7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被迫在加州郊区的一个车库内孤独创业,他们把公司取名为Google。

在中国——受“杨致远奇迹”的启示,中国的互联网开拓者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成长的路径。

1998年4月,张朝阳团队率先完成了中文搜索系统的开发,他依照雅虎模式“克隆”了一个中国版,是为搜狐公司。10月,张朝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这让他成为第一个互联网业界的全国性新闻人物。

1998年8月,四通利方的王志东在美国考察时接触到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展开合并谈判。12月1日,新浪网成立,宣称将“全面提供软件、新闻、信息和网上服务等功能,力争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

在广州,靠出售电子邮箱赚到了第一桶金的丁磊也做出了一个天才般的决定,把网易由一个软件销售公司转型为门户网站。

至此,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时代”到来了,新浪、网易和搜狐相继脱颖而出,成为统治未来10年的“三巨头”。1999年1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公布了当时国内的十大商业网站,分别是新浪、163电子邮局、搜狐、网易、国中网、人民日报网站、上海热线Chinabyte、首都在线和雅虎中国。从当选网站的类型可见,它们都是新闻和资讯类的门户网站,且几乎都没有盈利模式,评选机构的标准是:“访问量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内容,然后是美观。”

与此同时,一些非门户型的模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悄然出现,譬如网络游戏、电子商务以及专业的搜索引擎,它们在当时都没有获得“三巨头”那样的关注。

从1998年到1999年,有三个人先后进入了网络游戏领域。1998年6月,开发了汉化中文平台系统UCDOS的鲍岳桥在北京创办了联众游戏,它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棋牌游戏网站。1999年8月,只读了两年大学就退学的朱骏在上海推出娱乐型社区Gamenow,后更名为“第九城市”(简称“九城”)。

11月,1973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陈天桥拿出50万元积蓄在上海创办盛大网络,开始运营一个叫“网络归谷”的虚拟社区。网络游戏在日后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最赚钱的业务,不过在当时却是“主角旁边的花脸小厮”,一点都不被看好。

电子商务领域的尝试也各有千秋。1998年6月,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代理销售光磁产品,后来转型为电商。1999年3月,马云以仅有的50万元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中小外贸企业服务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网站阿里巴巴。

几个月后,这家不知名的中国网站就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电子商务网站,«福布斯»派出记者追踪到杭州,终于在一个叫湖畔花园的住宅小区里找到了这间小公司。6月,瞄准旅游业的携程网诞生了,它的4位创办人是当时创业者中身份最为显赫的:沈南鹏是德意志银行亚太区的总裁,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季琦创办过一家科技公司,范敏是上海旅行社总经理。

11月,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从事网络图书销售的当当网,它的模式完全是照着美国亚马逊网站复制的。

在搜索领域则出现了百度和3721。1998年10月,北京方正集团的软件工程师周鸿祎开发出一种支持用户通过中文找到自己要到达网站的软件,他在自家的小屋里创办国风因特软件公司,公司网站名为3721,取自谚语“不管三七二十一”,颇有我行我素的意思。

周鸿祎出生于1970年,日后将成为马化腾最棘手的敌人之一。1999年年底,在美国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彦宏回国创办百度公司,那时的他已是硅谷小有名气的搜索技术专家。“百度”的取义来自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中国企业史上,出现于1998年至1999年的这些互联网创业群体是前所未见的一代,他们组成一条喧嚣而璀璨的星河,隔出了一个新的企业家世代。

首先,他们非常年轻,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及70年代中前期。这是当代中国的“黄金一代”,他们大多数受过正规的学历教育,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不少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甚至毕业于全球最好的大学。他们的朝气及学识远非之前的、出身于乡村或城市底层的草根创业者可以比拟。

其次,这些创业者置身于一个横空出世的信息产业之中。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是全球互联网浪潮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自然资源、权贵关系可以凭借,也无须与政府进行任何的寻租博弈,而且一开始,他们就把陈腐而霸道的国有企业集团逐出了竞争圈。因此,这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是在阳光下创业的一代。

最后,他们是风险资金和国际资本市场催化的一代,是“带翅膀的创业者”。这在过去中国企业界是闻所未闻的创业模式。张朝阳和李彦宏从一开始就有风险投资的助力,周鸿祎和陈天桥在企业运营的一年内得到了风险资金的注入,而马云在被«福布斯»报道之后,便成了国际资本追逐的对象。新浪、搜狐和网易更是赢得万千关注,在1999年年底,它们就先后启动了去纳斯达克上市的计划。

狼狈不堪的岁月

在互联网创世纪的星河中,腾讯无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它不属于门户、搜索或电子商务等任何流行概念,它无法定义自己,甚至连它出发的起点都是错误的———马化腾对张志东描述的那个把互联网与寻呼机连接起来的“无线网络寻呼系统”,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马化腾在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中设计了很多颇为创新的寻呼服务:比如网页寻呼业务,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访问寻呼台主页,不必拨打长途电话,就能将信息经寻呼系统发送到寻呼机上;再比如邮件寻呼服务,用户可以在寻呼机上看到发送到电子邮箱的主题及部分内容;还有网络秘书服务,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输入每天的行程,网络秘书就会在设定的时间把事项及时地发送到寻呼机上。

除此之外,马化腾还设计了一个虚拟寻呼服务:用户无须拥有真正的寻呼机,只需要有一个虚拟寻呼号,朋友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到寻呼台发信息到你的电子邮箱上。在原理上,这已经是一款基于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工具了。

然而,归根到底,这仍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它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技术上不成熟,而是它违背了一条非常简单却不易被察觉的竞争原则:在一个缺乏成长性的产业里,任何创新都很难获得等值的回报,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马化腾的所有创新都基于一个前提:人们将继续使用寻呼机。致命的问题是:进入1998年之后,随着移动手机的日渐普及,寻呼机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落伍的通信商品,全国几乎所有的寻呼台都停止了扩张和投入。

摩托罗拉公司曾是中国传呼机市场的主宰,最旺销的时候,一只摩托罗拉寻呼机可售3000元,其中国合资公司的年利润达到惊人的3亿美元。

可是到1998年年底,摩托罗拉的寻呼机部门被整体裁撤。这是一个正在陡然下滑的市场,人们在惊恐中等待行业消失的一天。

在行业的重大转折点上,马化腾站在了落后的一边,他所提供的软件产品看上去与最时髦的互联网搭上了边,但是,显然无法真正挽救寻呼机被抛弃的命运。

正沉浸在创业激情中的马化腾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自称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不喜欢冒险”的人——这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完全不同,所以,在开始筹划创办腾讯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业务了。

有一位朋友介绍了一单河北电信的生意,他们对马化腾的软件系统有兴趣,愿意出20万元一试。1998年的5月到7月间,马化腾跑了4次石家庄,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这让整个团队非常兴奋,也是促成公司正式创办的主要动因。

为了开拓业务,马化腾想办法弄到了一本“寻呼企业大全”,上面收录了上千个企业的地址和电话。他们就打印了一份业务信函,买了上千个信封,一一手写,然后寄出,每天巴巴地守株待兔。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沮丧。除了河北电信,全国再没有一家寻呼台愿意出20万元购买这套软件,马化腾的报价越来越低。

陈一丹当起了业务经理,他回忆说:“我当时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的寻呼台打电话,第一句就问:‘你们总经理在不在?’只要人家有点兴趣,就上门去谈,一般去两个人,我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业务经理,马化腾印的是工程师,人家一看就觉得挺专业的,好像我们背后有一支很大的团队,其实总共也就我们几个人。

我们前前后后还是做成了十多单业务,不过价格越来越低,从20万元降到10万元,再降到8万元、5万元、3万元。这套软件的开发成本在3万元左右,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赚头了。

为了多接活,我们什么都做,从网站设计、服务器存储空间和智能更新管理维护的全包服务,到简单的网页制作,有些单子价格只有5000元。最后,我们甚至连免费的都做过,因为想赚以后的维护费。”

张志东在黎明网络公司时的同事李海翔此时也进来帮忙,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狼狈不堪的岁月:“那时也没有什么规范和文档,就给你一堆源代码,你就去装。

装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些问题,别人也说不清楚,就自己看着办,能改就改。改完之后,这个系统就归你管了,因为其他人谁都搞不懂。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一个传统。”

这期间,曾李青对公司做出了贡献,他利用自己在深圳电信的人脉关系,拉到了一笔开发电子邮箱的业务,金额有30万元,这又让马化腾等人小小地忙碌和高兴了好一阵子。

就这样,从1998年年底创业到1999年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在赛格科技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家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

马化腾甚至不敢鼓动陈一丹和许晨晔从原单位辞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是在下班之后以及周末赶到赛格科技园来干活。

然而,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创业之神”总是这样,它不按常理出牌,视过往的成功与经验为累赘,喜欢在极限的状态下挑战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它常常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堵住命运的正门,然后,却在腋下露出一条缝隙来。

这条缝隙很小很小,在腾讯的历史上它有一个名字,叫OICQ。

从ICQ到OICQ

在说OICQ之前,先得说说ICQ。

1996年,三个刚刚服完兵役的以色列青年维斯格、瓦迪和高德芬格开发出一款在互联网上能够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他们为新软件取名ICQ,即“ISEEKYOU(我找你)”的意思。

ICQ支持在互联网上聊天、发送消息、传递文件等功能。他们成立了Mirabilis公司,向注册用户提供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作为一个互联网通信工具,ICQ的互动性远高于BBS及电子邮件,只要将亲朋好友的呼号列在联络人列表上,就可以知道对方是处于连线还是离线状态,而且又可以随时对谈,因此它备受年轻人青睐。

ICQ的用户增长非常惊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世界上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软件。1998年年底,以色列Mirabilis公司的ICQ被美国在线以407亿美元(包括直接购买的287亿美元和视表现而定的12亿美元)收购。此时,ICQ的用户数已经超过1000万。

就如同所有的互联网创新产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它的仿效者一样,早在1997年,就有人开始投入开发ICQ的汉化版。从现有资料看,台湾的资讯人公司第一个推出了繁体中文版ICQ,起名CICQ。1998年8月,资讯人进入大陆市场,推出简体中文版的PICQ。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有两位青年工程师创立北极星软件公司,推出了一款类似ICQ的产品“网际精灵”。马化腾在润迅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ICQ,他曾在公司内部与同事讨论过研发这款产品的可行性。

有一位高级主管问道:“它能赚钱吗?”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主管当即把话题转移了。后来有坊间传言:“ICQ公司到中国寻找合作者,曾与润迅接触,马化腾正是被派出的谈判者,在润迅放弃这一项目后,马化腾独立出来创业。”是为不确。

马化腾团队投入ICQ开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在1998年8月前后,马化腾在广州电信的信息港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招标新闻,广州电信想要购买一个类似ICQ的中文即时

通信工具,正在公开向全社会招标。马化腾当即与张志东、曾李青商量,大伙儿觉得技术难度不大,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已经没有时间做出产品,只能做一个技术方案去竞标。

第二天,曾李青去打听消息,很快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报:此次参与竞标的是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公司,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产品开发,起名为PCICQ。“这就是一个内定的标,我们去了,也绝对没有机会。”曾李青在办公室里嚷嚷说。

但是,马化腾还是决定一试。他与张志东闭门数日,写出了一份竞标书,他们必须要给这个“纸上产品”起一个名字,马化腾想到了

open(开放),于是就叫OICQ,中文名为“中文网络寻呼机”。正如曾李青所预料,在竞标会上,广州电信没有给腾讯任何机会,飞华不出意料地成为中标者。

在回到深圳后,五位创业者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把OICQ给开发出来?在许晨晔的记忆中,这是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那次,大家争论得挺热烈的,说什么的都有,主要是一点也看不到赚钱的机会。

而且,前面已经有台湾资讯人、网络精灵和飞华在做了,市场还需要第四个‘汉化ICQ’吗?但是,美国在线花几个亿买走ICQ又好像很给力。当然,大家最后还是听马化腾的。”马化腾说:“要不我们先把它养起来吧。”

我曾经问过很多受访者同一个问题:为什么ICQ没有一个中文名?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前30年,绝大多数的外国公司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都会———而且必须起一个中文名,原因是,70%以上的城镇或农村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念英文字母,一个没有中文名的企业或商品,其实就意味着对70%的消费者市场的蔑视和放弃。

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广东惠州出现了一家名叫TCL的电视机公司,当它的产品被摆放在乡镇商场的柜台上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念它,由于它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演员刘晓庆出演广告片,所以常常被叫作“刘晓庆的电视机”。后来,公司不得不在“TCL”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很中国式的名字,变成“王牌TCL”。

即便在信息行业,这个规律仍然有效。马云曾回忆,Internet被引入中国时,一开始被直译为英特耐特网,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别人推广的时候,那些从小唱着“英特耐雄纳尔(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长大的中年人常常会小心翼翼地提问说:“您是在推销共产主义吗?”后来,Internet被改译为“信息高速公路”,再后来,又定名为“互联网”。

与此类似,EGmail被翻译为“电子邮箱”,PortalWebsite被翻译为“门户网站”。而ICQ,一直到它消失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中文名。

很多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张志东的解释也许是真相之一: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大行业,它太“小众”了,以至于懒得给它起一个中文名。

后来的事实确乎是这样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门户网站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流模式,以即时通信起家的腾讯长期被边缘化,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到它成为行业里注册用户最多、利润最高的企业时,仍然不在“主流”之列。

所以,当马化腾决意把OICQ“养起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长为一个“小巨人”。他对我说:“当腾讯正式创办的时候,我

们已经看到寻呼机行业令人恐惧的下滑趋势,但是又无能为力。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把OICQ做出来,养着,反正它也不大,赚钱还是要靠卖软件。”

就这样,刚刚创立的腾讯公司兵分两路:马化腾、曾李青和李海翔等人做网络寻呼系统,张志东带人开发OICQ。

OICQ的中国式改造

跟随张志东一起开发OICQ的是徐钢武,以及外号叫“小光”的吴宵光和“夜猫”封林毅。

徐钢武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曾在润迅工作过,平时喜好Linux(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和MUD(MultipleUserDimension,很多用户参与活动的一种计算机程序),精于后台技术,是典型的后台技术高手。加入腾讯后,他成了OICQ的第一位“后台主程”。

而另两位都是惠多网“马站”的网友。“小光”就读于南京大学天文动力专业,是一位天文、计算机和足球爱好者。他在大学期间迷上了计算机编程,擅长编写C语言,199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气象局工作。“我进气象局的时候,局里的计算机网络没有人管,我就负责管理网络以及内部系统软件的开发。”“夜猫”比“小光”年纪还要小,脑子很活,曾在惠多网上开过一个名叫“夜猫客栈”的站台。

当时,“小光”和“夜猫”都是以兼职身份参与开发的,几人的分工为:张志东管理项目进度和成本控制,负责砍掉那些团队想要,但是又来不及做的功能;徐钢武负责写后台代码;“小光”和“夜猫”负责客户端部分;而马化腾会提出很多产品设想,并不断地将细节的改进要求“压”过来。

日后,腾讯的创业者们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在你们开发OICQ的时候,ICQ早已成熟并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已经有三款汉化版的ICQ

产品被使用,你们是怎样后来居上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手的麻痹与羸弱,二是技术的微创新。

在对手方面,ICQ在被美国在线购买后,三位创始人因为不愿意离开以色列而退出,财大气粗的美国在线此时正在浏览器市场上与微软死磕,所以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于ICQ。张志东后来曾与美国在线的高管在一个场合交流,他问对方:为什么在购买了ICQ之后却没有好好经营?对方竟不知如何回答。

至于国内的三个对手,台湾资讯人受到种种政策上的限制,始终不知道如何经营格局庞大的大陆市场,南京的北极星是一家以棋牌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在“网际精灵”上缺乏坚决的投入,而飞华开发的PCICQ只是广州信息港里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跟不上快速的迭代竞争。

在技术方面,腾讯做了几项日后看来非常成功的微创新。

吴宵光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技术讨论会上,马化腾提出了一个听上去与技术无关的、很古怪的问题:“我们的用户会在哪里上网?”

在1998年年底的美国,个人电脑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中产家庭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脑,绝大多数白领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脑。可是在中国,当时个人计算机普及率尚不足1%。全国有240万网民,七成以上是2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电脑。

1996年5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网吧———威盖特电脑室,经营者购置了50台电脑,以每小时40元的费用供年轻人使用。到1998年年底,全国出现了将近1万家网吧,使用价格也下降到每小时10元到15元,它们成为中国青年网民最重要的上网场所。在腾讯公司所在的办公楼二楼,就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网吧。

马化腾的问题指向了一个微妙的技术创新点:ICQ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都存储在电脑的客户端上,“在美国,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内容放在哪里都无所谓。可是,在中国就大大不同了,那时还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电脑,人们用的大多是单位或是网吧里的电脑。当他们换一台电脑上线的时候,原来的内容和朋友列表就都不见了,这无疑是一件让人非常烦恼的事情”。而无论是资讯人、北极星还是飞华,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徐钢武为OICQ解决了这个痛点: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从客户端搬到了后台的服务器,从此避免了用户信息和好友名单丢失的烦恼,任何人用任何一台电脑上网,都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列表。“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不大的,关键是我们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适应了当时中国的上网环境。”张志东日后说。

第二个重要的创新,是在软件的体积上。

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当时仍处在非常原始的窄带状态中,网速非常慢。吴宵光回忆说,那时国内还没有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上网是用拨号的,普遍的上网带宽是14K、28K,54K就是很快的了,而一个ICQ软件的体积起码有3MB到5MB,下载一个软件要几十分钟,速度之慢是可以想象的。

这时候,吴宵光发挥了他的技术天分,对整个软件的体积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张志东说:“刚刚开发完第一个内部版本的时候,全部完成只有220KB。我拿给马化腾看,他不太相信,以为肯定是没包括动态库打包的部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完整的独立可运行版本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用户下载只需5分钟左右,相对于其他的ICQ产品,无疑是杀手级的。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创新点,在用户层面或许无法感受到,但是对OICQ在当时的生存和发展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徐钢武在设计网络协议时果断地采取了UDP(UserDatagram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技术,而不是其他即时通信软件通常所采用的TCP(TransmissionControl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技术。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采用UDP技术的开发难度较高,但能大大节约服务器的成本,使得单台服务器可以支持更多的客户端。这一创新使得当年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的腾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用尽量少的服务器坚持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OICQ在日后被业界评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产品”,宣称其系统架构在用户发展至亿级时仍然能够支撑。

唯有张志东清楚其中的艰辛,所谓的“天才”都是靠徐钢武、吴宵光以及后来无数工程师不断“重写”和优化的结果。“用户快速增长,性能瓶颈不断出现,为了不让用户失望,逼得团队不断优化性能,不断克服瓶颈。说到底,都是逼出来的结果。”张志东日后回忆至此,无限感喟。除了上述的几项创新之外,最初版本的OICQ还针对ICQ的缺陷进行了一些修订。

比如,ICQ只能与在线的好友聊天,而且只能按照用户提供的信息寻找好友。OICQ则设计了离线消息功能,它还允许用户直接添加当时在线的陌生网友为“好友”,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OICQ的社交功能。

又如,ICQ的用户图像显示缺乏个性,统统是一个用户名字和一个标准的花形,在线为绿色,离线为灰色。OICQ则提供个性化头像选择,他们预备了中国年轻人都很熟悉的卡通形象———唐老鸭、加菲猫、皮卡丘、大力水手等等,这使用户得以展现自己的个性并有独占感。

OICQ还设计了消息提示音。系统发布前的最后一个声音就是要找一种提示的声音,技术团队为了“什么声音听上去很熟悉”这个问题而讨论了很久,据张志东回忆,有人说用敲门的声音,有人说用吹口哨的声音。最后,马化腾认定“大家最熟悉的声音是寻呼机的呼叫声”,于是他用自己的寻呼机录下了“嘀嘀”声,这成为最经典的“腾讯音”。

由此也可想见,马化腾的“寻呼机情结”实在是非常的重。这一系列看似细微的创意和设计,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腾讯的OICQ是一款看上去源自ICQ,其实更属于中国用户的产品。它们的思考出发点均非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是客户的点滴体验!在后来的10多年里,这个即时通信工具先后迭代更新了100多个版本。

在OICQ这款产品上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几乎是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共同特质:从互联网产业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人在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基本产品模式的发明上就不是美国同行的对手,他们从来就是一群大胆的“拿来主义者”。

然而,在本土化的改造上,他们却进行了无数的应用性创新,这些微小的、细节性的、更为务实的创新让那些外国开发者望尘莫及,甚至难以找到规律。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创新属于经验和本能的范畴。

OICQ发布日:1999年2月10日

在张志东小组闭门开发的同时,曾李青开始游说“老东家”深圳电信。最终他说服深圳电信出资60万元,并提供服务器以及带宽,以“联合立项”的方式参与OICQ的研发推广。就这样OICQ找到了发布的平台。OICQ的第一个版本———OICQ99betabuild0210,正式发布的时间是1999年2月10日,在腾讯创建日的3个月之后。

在所有创始人的印象中,这一天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仪式。在放号前,马化腾等人预留了200个号,对外放号从10201开始。

“前200个号留给我们自己,当时想,200个预留号足可满足未来十年八年工作人员数量增长的需求了。”马化腾给自己留了10001号。

根据他们的规划,第一年希望发展1000个用户,第二年争取30004000个,到第三年有1万个,然后再考虑接下去怎么办。张志东还算了一笔账,用户数量在1万个以内,每年的人员开支、带宽租金和服务器费用不会超过10万元,应该是“养得起”的。

OICQ的第一批用户来自PCICQ。

当时,飞华开发的PCICQ已经上线,并在华南地区有了上千个用户,广州电信的信息港天天在首页为这个产品做广告,但是它的性能不太稳定,下载速度慢,还经常掉线。因此当OICQ推出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口碑效应”,用户纷纷转向使用OICQ。

在产品上线之后,张志东团队根据网民们的体验,不断发现和修复Bug(漏洞),在第一周就连续完成了三个迭代版本,平均每两天发布一个,这更大地激发了用户的使用热情,在后来的10多年里,腾讯在技术研发上所坚持的“小步快跑,试错迭代”原则,其传统即肇始于此。

马化腾和张志东还时不时跑到二楼的那间网吧,现场观察用户的使用状况。“那时,当‘嘀嘀’声从不知哪个黑暗的角落传出的时候,我们的心尖都会跟着抖一下,那种体验从未有过,太美妙了。”马化腾说。

很显然,撬动“阿基米德杠杆”的那个支点是用户体验。

1999年44月,马化腾和陈一丹到北京出差,当他们白天跑了六七家寻呼台推介网络寻呼方案,筋疲力尽地回到一家小招待所,打开电脑时,突然发现,OICQ的在线用户居然已经超过了500人。这让他们几乎同时跳了起来,两人手忙脚乱地翻出两只杯子,买了一瓶啤酒,在小房间里碰杯庆祝。

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只“嘀嘀”乱叫的小东西很快就要吃掉他们全部的现金,并把他们推进一个极速狂飙的“超限空间”。

第3章

生死:泡沫破灭中的挣扎

如果你没在为客户着想,你就是没有在思考。——特德·列维特(美国战略思想家)

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位朋友对马化腾说

“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

OICQ上线的时候,许晨晔还没有从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辞职,白天,他在增值业务组上班,这个组的工作之一就是管理电信机房。腾讯向深圳电信租用的那台服务器就在距离他的办公桌不到10米的地方。

“张志东他们隔三岔五就往机房跑,调服务器。我们不敢显得太亲热,就互相偷偷地眨眼睛、做鬼脸。我的那些同事也有点奇怪,从来没有一家租户有那么忙的。”

忙的原因很简单:用户上涨太快了,服务器一次次地濒临极限。初创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与它们的美国同行相比,在服务器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别:在美国,人工很贵,服务器很便宜,所以,程序员在做架构时不太考虑服务器的优化,容量不够了,添置几台就可以了。

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服务器很贵,人工很便宜,为了提高系统承载量,程序员们会把很大的精力投注于服务器优化,包括算法的精巧、降低CPU的消耗、把一些运行放到更底层的数据库等等。

对于张志东们来说,这些技术几乎都没有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因为,美国人不需要那么做,甚至国内那些财大气粗的电信服务商、金融服务商也不需要那么做。而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中,腾讯的程序员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核心能力。

上线两个多月后,OICQ的用户增长态势就呈现为一条抛物线,而且是一条非常陡峭的抛物线。有一段时间,用户数每90天就增长4倍,这完全超出了马化腾和张志东当初的预料。

“华军软件园”是中国最早的软件下载站点之一,据创办人华军回忆:“OICQ一上线,我们就把它挂在了站点上,不到半年,它就成为所有软件里下载量最大的,它的下载速度快,用户口碑很快建立了起来。”

到9月份,深圳电信的那台服务器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了,必须添置新的,可是一台配置好一点的服务器起码要五六万元,马化腾出不起这个钱,张志东就去华强北市场买了一堆零件回来,组装了一台“山寨机”,它的性能当然没法与品牌机相提并论。

因为网站总是出毛病,所以必须有程序员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徐钢武自告奋勇在距离公司不到400米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套间,只要一接到系统出状况的消息,就可以在一刻钟之内赶到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住到2004年前后。其他几位重要的程序员,如吴宵光、李海翔等人都必须“寻呼机不离身”。李海翔回忆说:“有好几年,我们都不敢去游泳,生怕在那个时候收到出故障的消息。”

随着用户暴涨,客户端的性能也需要逐步提高,技术团队一次次被逼到墙角。

在早期腾讯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腾讯并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OICQ的通信协议是不加密的,协议脆弱,明码传输,如果有黑客要捣乱,可以任意地调取用户的资料。后来,马化腾发现这是个问题,便命程序员黄业均开发加密软件。两个多星期过去了,马化腾想看看程序写到哪个阶段了,于是跑去找黄业均。黄业均正好出去打球了,不在座位上,桌子上倒扣着一本名叫《加密原理》的书籍。

马化腾拿起书,翻过来一看,不禁大惊失色——黄业均正在读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什么是加密”。坐在旁边位子上的吴宵光目睹了这一场景,在后来接受我的访谈时,他笑着讲述这件往事,然后说:“创业前几年,我们所有人都是边学边干,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不过在那时,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还能哪样?”

为了喂饱快速长大的OICQ,马化腾和曾李青不得不到处接活,他们帮一些地方政府做网站,帮企业设计网页,把赚来的几万元甚至哪怕只有几千元都去喂给那只“嘀嘀”叫唤的OICQ。“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听到‘嘀嘀’的叫声就会心惊胆战,它好像是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许晨晔开玩笑地说。

马化腾每天为让腾讯能够“活下来”而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去维护惠多网上的那个“马站”,站长生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企鹅的诞生OICQ的Logo(商标),最初是一只寻呼机的样子。当技术部门准备进行第三次版本升级的时候,有人建议,是否应该设计一个更有趣的形象。

一位美工画出了鸽子、企鹅等几种小动物的草稿,这些图标在大尺寸的时候都很生动,可是应用到16×16、32×32像素的时候就很难传神了。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大家为此争论得很厉害,“寻呼机情结”深重的马化腾提议:“还是用原来的图标吧,一看大家就知道OICQ是做什么用的。”可是,其他的创始人却大多倾向于换成企鹅图标。一番争持之后,马化腾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要

不这样,我们把两个图标挂到网上去,让用户们自己决定。”

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把品牌Logo的决定权交给用户。在第一轮投票中,大部分的用户都把票投给了“寻呼机”。最初的企鹅图标是黑白写实的,与Linux的企鹅形象很接近,看上去很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标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腾讯的美工又添加了几个有趣的动态企鹅图片,渐渐地,用户意见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票投给了一只黑身白脸细眼睛、身材瘦长的企鹅。就这样,“企鹅”取代了“寻呼机”。

1999年10月,深圳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腾讯租了一个柜台参展。为了吸引参观者,陈一丹找人烧制出了1000只企鹅形象的陶瓷储钱罐。在委托加工的时候,制作公司觉得腾讯提供的企鹅图标太“瘦”了,制成储钱罐会站不住,就擅自做主把企鹅做成了稍微胖圆的样子,还在它的脖子上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

出乎意料的是,这只企鹅储钱罐在高交会上大受欢迎。一开始是免费派送,可来领取的人实在太多了,陈一丹就定价5元一只出售,后来涨到10元一只,居然都抛售一空,赚到的钱刚好把参展的柜台租金给抵销了。

看到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胖企鹅的形象,腾讯就委托专业卡通制作公司东利行对Logo进行重新设计,曾李青亲自坐在电脑边上,与设计人员一起动脑创意,设计人员问他:“企鹅本来就住在南极圈,是最不怕冷的,为什么要在它的脖子上加一条围巾呢?”曾李青笑着说:“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每个人都问一下,就把这只企鹅记住了。”

新设计出来的企鹅形象,拥有了一个胖嘟嘟的身材,大眼睛,厚嘴唇,憨态可掬,脖子上的围巾也由黑色变成了大红色。东利行完成了企鹅形象的整套视觉识别系统(CI系统),还增加了Q妹、汉良、多多、小橘子等几个配套性形象设计,构成了一个卡通人物大家族。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设计过程中,东利行觉得腾讯企鹅的卡通形象很有市场前途,便提出以30万元的价格买断企鹅形象的衍生商品开发权。2001年10月,东利行在广州开出了第一家“QGEN”专卖店,专门出售腾讯企鹅品牌的服装、玩具和手表,腾讯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抽取10%的授权费。

在后来的3年里,东利行相继开出了199家专卖店。这个生意让马化腾得意了好一阵子:“一来就先扔给我们几十万元,既能帮我们推广,又能收到授权的费用。”一度,他甚至幻想腾讯企鹅会像米老鼠或HelloKitty那样流行。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似乎不是一门好生意,并没有太多的用户在用OICQ聊天的时候,愿意在身旁摆上一只不声不响的胖企鹅。

“你可以不还钱,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在1999年,类似授权东利行这样的让人高兴的事情并不太多,相反,马化腾被一桩又一桩的烦心事所困扰。

就在参加高交会的10月份,腾讯公司突然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美国的信件包,打开一看,居然是美国在线的英文律师函,它已向美国的地方法庭状告OICQ侵犯了ICQ的知识产权,要求腾讯停止使用OICQcom和OICQnet域名,并将之归还给美国在线。拿到这份律师函,马化腾当夜把其他四位创始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应对。

读过法律专业的陈一丹对大家说:“我们根本没有钱去打这个官司,即便去打了,也是凶多吉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好随它去了。”他们还商定,这个消息必须保密。

到11月,马化腾正焦头烂额地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张志东和陈一丹同时走了进来。他们坐到他的对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在距离发布之日仅仅9个月之后,OICQ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100万,开始要放七位数的用户号了,CICQ、PICQ和网际精灵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坏消息是,腾讯公司的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了。

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此时的马化腾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增资减薪,二是把腾讯卖掉。

股东们一致同意把股本从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几位创始人工作没几年,自身并没有很多储蓄,但都咬牙再次投入了。5个人的月薪也拦腰减半,在过去的一年里,马化腾和张志东每月领薪5000元,其他3人为2500元,现在分别减少到2500元和1250元,这在当时的深圳,只够填饱肚子。

相比增资减薪,把公司卖掉,也许是一个更痛快的办法。马化腾的开价是300万元,他与曾李青开始四处寻找愿意出钱的人。日后,马化腾等人都不太愿意谈及这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不过,从不少人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窘迫。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有6家公司拒绝购买腾讯公司的股份。

马化腾寻求的第一批投资人中,就包括腾讯公司的房东———深圳赛格集团。时任赛格电子副总经理的靳海涛回忆说:“马化腾找了我们好几次,那个时候也没有投,没有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玩意儿看不明白。当年如果投了,起码增值几千倍,那就非常开心。”曾李青则找到了自己的老东家———广东电信,曾在广东电信旗下的21CN事业部担任高级经理一职的丁志峰,向《沸腾十五年》的作者林军回忆过一个情节:当时,腾讯向21CN提出收购的申请,前来洽谈的就是马化腾和曾李青。“当两个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把曾李青误认为马化腾,这很显然是因为曾李青的派头更足。即便是在讨论过程中,曾李青也比马化腾更具攻击性,更像是拿主意的人。”在靳海涛或丁志峰看来,OICQ也许是一个看上去增长很快的项目,“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怎么赚钱”。

除了深圳当地的企业之外,马化腾还跑到北京和广州,先后找了4家公司谈判购买腾讯的事宜。

张志浩后来担任过腾讯北京公司总经理,当时他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寻呼企业———中北寻呼集团工作。中北向腾讯采购了一套网络寻呼系统,马化腾亲自以工程师的身份到北京总部调试设备。在机房里,马化腾顺便教张志浩怎样使用OICQ,学习计算机应用出身的张志浩直觉地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是中北寻呼集团转型的好方向。他向集团高层推荐OICQ,并怂恿他们把腾讯买下来。“可是,他们觉得我讲了一个并不太好笑的笑话。”

几乎所有接待过马化腾或曾李青的企业都表示“不理解腾讯技术和无形资产的价值”,有的则提出只能按腾讯“有多少台电脑、多少个桌椅板凳来买”,对公司的估值,最多的出到了60万元。马化腾后来沮丧地说:“谈判卖腾讯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和沮丧,一连谈了4家,都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底线。”

当现金几乎断绝的时候,几位创始人都不得不腆着脸四处找朋友们借钱,深圳城里稍稍认识的人都被他们借了一个遍。至少有两位有钱的朋友分别借给腾讯20万元和50万元。马化腾向他们提出,能否用腾讯的股票来还债,他们都婉转地表示了拒绝。有一位甚至慷慨地说:“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陈一丹还找了银行问贷款的可行性,银行问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固定财产,然而看了看几台折旧的服务器,贷款之路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出售公司无门之后,曾李青向马化腾提议,换一批人谈谈。“我们之前找的都是信息产业里的企业和人,他们其实都看不见未来。现在要去找一些更疯狂的人,他们要的不是一家现在就赚钱的公司,而是未来能赚大钱的公司,他们不从眼前的利润中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上市或再出售,在资本市场上去套利。他们管这个叫VC,VentureCapital,风险投资。”

这是马化腾团队第一次听到“风险投资”这个名词。

救命的IDG与盈科

在中国商业界,“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是在1999年年底突然热起来的。这种由美国人发明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模式,在1994年前后就进入了中国,可是由于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不配套,一直未得到发展,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风险投资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这家在美国属于中小型的投资公司早在199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1996年,IDG委派王树到深圳寻找项目。他整天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的科技园找项目,到了科技园,打开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称里有“科技”两字的,都去拜访。当时令他很尴尬的是,和企业家的见面往往要从风险投资的来历,以及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在两年多时间里,王树先后投资了中科健、金蝶等企业。

曾李青很快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王树。“我的湖南大学校友、创办了A8音乐的刘晓松找上门来,说有一家叫腾讯的公司,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注册人数疯长,已经有几百万用户了,但因为没有收费模式,没钱买服务器,公司快撑不下去了。”王树决定去看看。

曾李青知道,与IDG的谈判也许是拯救腾讯的救命稻草,他写出了一份20页的商业计划书,洋洋洒洒,但是到了盈利预测这一段,怎么也写不明白,前后修改了6遍,还是语焉不详。他还承诺刘晓松,如果撮合成功,可以送他5%的腾讯股份。与王树约定见面那天,马化腾腰椎间盘突出发作,正住院卧病在床,曾李青硬是将他从病床上拉起。

那是一次很戏剧性的见面。坐下来不久,王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我们IDG不给钱的话,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病恹恹的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曾李青在一旁脸色大变。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马化腾的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我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项目被上报到IDG北京总部后,高级合伙人王功权带队南下考察,他回忆说:“我们一起飞到广东,坐在那里,就逼着马化腾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赚钱。那个时候,OICQ大家都在用,可是用户在哪里不知道,用户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怎么收呢?我们几个人拷问了马化腾一个晚上,都过了凌晨,他只是表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喜欢,但不知道向谁收钱。”

最后促使IDG冒险投资腾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OICQ的确是个受欢迎的好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赚钱;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999年的3月,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斥资287亿美元买下了以色列的ICQ。作为中国最成功的ICQ仿效者,OICQ也许真的值一些钱。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内地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给IDG的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王树问马化腾:“腾讯凭什么值550万美元?”马化腾答:“因为我们缺200万美元。”

马化腾后来解释说:“我们是按未来一年需要的资金来估算的,购买服务器加上发工资,预估需要1000万元,这样倒算出公司估值为多少。我们不愿意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所以能让出的股份,最多是一半。曾李青写的是200万美元,我咬了咬牙,又加了20万美元,因为还要送一些股份给两个中间人。”

整个融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曾李青奔波于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地,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则说IDG马上要签字了。“盈科比较犹豫,抱着可投可不投的姿态,相比之下,IDG还算积极。其实,他们都看不清楚,就互相壮胆,说一家投,另一家也跟投。在最后时刻,王树提出了对赌条款,在协议签订后,先投一半的资金,我们在一年内须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否则另外一半的钱就不给了,而他们仍然占20%的股份,我们答应了。”曾李青说。

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王树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因为要起草各种法律文件,而且公司的钱在境外,进入中国需要报批外管局,手续很复杂,至少要一个月钱才能到账。可腾讯这边等不及啊,于是我拜托广州的一个朋友,请他个人先垫资450万元给腾讯救急。”

投资协议是在2000年4月签订的,三方没有坐在一起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通过传真机,各自签字了事。那天,5个创始人默默地围在传真机前,看着协议一页一页传过来,马化腾问曾李青:“就这么签了?”曾李青督促说:“就这么签了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真的再迟就来不及了。

IDG与盈科投资腾讯的那个时刻,正是互联网世界由大晴转大阴的“窗口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互联网经济突然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概念。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1991年4月只有500点,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点大关之后,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到2000年的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美国商业战略家加里·哈梅尔像先知一样地宣称:“当下正是改写游戏规则的千载良机。”

与世界资本市场相呼应,中国的股市也在1999年的5月19日突然出现井喷行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

涨幅超过50%,形成了著名的“519行情”。中国仅有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也受到了北美投资人的青睐,1999年7月14日,由香港商人叶克勇创办的中华网抢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9600万美元。中华网除了收购过几家国内网络公司之外,并无重大作为,然而它却靠“中国概念”在美国股市大受追捧。

1999年11月,中美达成WTO准入协议,中华网股价一天之内飙涨75%,其股价一度被推高到令人咋舌的每股300美元,公司市值50多亿美元,相当于电信制造业巨头爱立信当时的市值。2000年4月13日,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获准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

网易与搜狐也即将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完成上市(它们分别于7月5日和7月12日登陆纳斯达克)。甚至有确凿的消息透露,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的纳斯达克”_创业板,届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将有机会在本土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机会。可以说,IDG与盈科在短短的三四个月里,决定对毫无盈利模式的腾讯进行投资,正是这股超级大热浪中的一个极小的插曲。

然而,崩溃在谁也没有预料的时刻发生了。从2000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斯达克指数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仅美国在线一家公司就损失了1000亿美元的账面资产。几乎所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遭遇重挫,思科的市

值从5792亿美元下降到1642亿美元,雅虎从937亿美元下跌到97亿美元,亚马逊则从228亿美元下跌到42亿美元。

在这轮大股灾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也不能幸免,新浪的股价跌到106美元的低点,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更惨,它的股价一度只有53美分,遭到交易所发出的“退市警告”。泡沫破灭了。互联网的冬天将持续到2001年的5月,期间,哀鸿遍野。

很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腾讯的几位创始人仍然心有余悸。

从1999年11月出现资金危机到2000年4月完成融资,同时,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留给腾讯的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在这6个月里,如果马化腾和曾李青没有及时地找到IDG和盈科,如果IDG不愿意冒险,如果盈科不那么有钱,甚至,如果王树没有在协议签订之前就“超出责任”地划出了450万元———当时有很多投资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作废,也许,失血殆尽的腾讯将倒在2000年的那场互联网股灾中。在所有的商业故事里,运气是最神秘的那一部分,几乎有一半的创业者“死”在运气这件事上,而且,你无法解释。

 

(下周四小编将接着连载吴晓波《腾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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