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杭州活动 > 【每周四连载】《腾讯传》:微信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②

【每周四连载】《腾讯传》:微信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②

2017-08-10 09:57

点击查看第一次更新内容》》》前言、创业:1998-2004、出击: 2005—2009

《腾讯传 1998-2016 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

吴晓波 著


——2017/7/27 内容更新——

巨头:2010—2016

中国互联网发生过三次“圈地运动”。第一次是在1999年前后,以新闻门户为基本业态,出现了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巨头”。2007年之后,出现了以应用平台为基本业态的大洗牌,门户们陷入“模式困境”,出现了成长乏力的态势,而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则分别从搜索、电子商务和即时通信工具三个方向出发,到2010年前后完成了反向超越,成为“新三巨头”,它们被合称为BAT。

而从2012年开始,智能手机异军突起,互联网的用户重心从电脑端向移动端快速平移,由此发生了第三次“圈地运动”。

腾讯是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最大获益者。在2010年的中报里,腾讯的半年度利润比百度、阿里巴巴、新浪和搜狐4家的总和还要多,它也因此成为“全行业的敌人”。

对它的质疑和攻击在此之前已不断升级。到2010年年底,所有的“愤怒”都在3Q大战中总爆发,尽管处在事实层面的有利地位——后来的司法判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腾讯在舆论浪潮中的狼狈有目共睹。

3Q大战改变了腾讯的战略,甚至部分地改变了马化腾的性格,他宣布腾讯进入“半年战略转型筹备期”,承诺将加大开放的力度。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腾讯连续进行了10场诊断会,举办了第一次开放者大会,相继开放了QQ空间和QQ应用平台。

有趣的是,3Q大战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颠覆,相反,它预示着PC(PersonalComputer,个人计算机)时代的终结。

很快,所有竞争者都转入新的移动互联网战场。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在一开始,新浪微博一骑绝尘,貌似获得“改变一切”的反超式机遇,然而,因为张小龙团队的意外出现,马化腾非常幸运地实现了绝地逆转。

从2011年1月到2014年1月的3年,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大戏台而言,是属于微信的“独舞者时代”:它从无到有,平地而起,以令人咋舌的狂飙姿态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工具明星。

它不但构筑起QQ之外的另一个平台级产品,替腾讯抢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第一张“站台票”,更让腾讯真正融入了中国主流消费族群的生活与工作。

微信的公众号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创新,它以去平台化的方式,让媒体人和商家获得了在社交环境下的垂直深入。近4年时间里,开通的公众号数量便累计超过2000万,上百万家企业开通了自己的订阅号或服务号,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公众号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内容,而更多的年轻创业者开始了陌生而新奇的自媒体试验。

从此,每一个试图在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都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与微信有什么关系?

而腾讯在资本市场上的战略布局,应归功于腾讯总裁、前高盛人刘炽平。从2011年开始,腾讯一改之前的投资策略,开始用资本手段实现结盟式的开放。微信的崛起让刘炽平握到了与所有渴望流量的互联网巨头们谈判的筹码,腾讯相继入股大众点评、京东和58同城等公司,与咄咄逼人的阿里巴巴进行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竞赛。

在双寡头式的战备较量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筑起高高的城墙,挖出宽宽的护城河,用马化腾的话说,“以遏制或钳制对手的过分逼近”。

尽管仍然不善交际和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马化腾也在悄悄地改变,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进行了多次演讲,对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展开了富有远见的观点陈述,它们被称为“马八条”“马七点”而流传于舆论圈。他所提出的“连接一切”似乎已成为一条公理,而“互联网+”的提法被中央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采用。

马化腾的七种武器

一位创始型企业家的性格和才能,将最终决定这家企业的所有个性。就如同苹果从来只属于乔布斯一样,腾讯从气质和灵魂的意义上,只属于马化腾。

在腾讯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了马化腾团队所形成的极具个性的核心能力,我将之概括为“马化腾的七种武器”,它们包括:

第一种武器:产品极简主义。

由于起始于一个体积极小的IM(InstantMessaging,即时通信)工具,腾讯从第一天起就天然地具备了“产品”的概念,并且认为“少就是最合适的”“Don'tmakemethink!(别让我思考!)”“让功能存在于无形之中”,马化腾本人是“细节美学”和“白痴主义”的偏执实践者,这在中国乃至全球互联网界都是早慧的。在PC时代,它的优势并不明显,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则成为最具杀伤力的公司哲学。腾讯也是工程师文化与产品经理文化融合的标本。

第二种武器:用户驱动战略。

早在2004年,马化腾就提出,互联网公司具有三种驱动力,即技术驱动、应用驱动、用户和服务驱动,腾讯将着力于第三种能力的培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腾讯团队探索并发掘对中国用户的虚拟消费心理的掌握,他们把“虚拟道具”重新定义为用户的“情感寄托”。在技术上,腾讯形成了大数据下的用户反馈体制,在应用性工具创新方面,提供了诸多中国式的理解。

第三种武器:内部赛马机制。

互联网世界的几乎所有创新,都具备颠覆式特征,它们往往突发于边缘,从微不足道的市场上浮现出来。身在主流并取得成功的大型公司对之往往难以察觉。

在腾讯的18年发展史上,决定其命运的几次重大产品创新,如QQ秀、QQ空间及微信,都不是最高层调研决策的结果,而来自中基层的自主突破,这一景象得益于马化腾在内部形成的赛马机制。

第四种武器:试错迭代策略。

与以标准化、精确化为特征的工业经济相比,互联网经济最本质的差异是对一切完美主义的叛逆。“小步、迭代、试错、快跑”,是所有互联网公司取得成功的八字秘诀。它要求公司在研发、反馈及迭代上,形成完全不同于制造业的制度构建。在这一方面,腾讯的表现可谓典范。

第五种武器:生态养成模式。

作为全球员工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提供了管理超大型企业的中国经验。马化腾是进化论和失控理论的拥趸。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他试图让腾讯成为一家边界模糊的生态组织。他在QQ时代就提出让互联网“像水和电一样融入生活当中”;在2013年前后,他进而提出“连接一切”和“互联网+”的理念。

在对内、向外的双重延展中,腾讯形成了柔性化的组织及竞争模式。

第六种武器:资本整合能力。

腾讯是最早获得风险投资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之一,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投资风格。马化腾和刘炽平将腾讯的开放能力定义为流量和资本,将前者的优势和战略设想,转化并放大为后者的动力。腾讯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中最大、最激进的战略型投资者之一。

第七种武器:专注创业初心。

创业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马化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型创业者。在他的创业初心中,改善财富状况的需求让位于个人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热情。在18年中,马化腾几乎摒弃了所有的公共表演,而一直沉浸于产品本身,这构成了他最鲜明的职业特征。

两个互联网世界:美国的,中国的

本书记录了腾讯崛起的经历,并试图以互联网的视角,重新诠释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与独特性。

如果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那么,他的灵魂萌芽于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其答案的迥异,便构成不同的互联网世界。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

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

“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这场嬉皮士运动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很快画上了句号。

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却如幽灵一般难以散去,它长久地在音乐、电影及装置艺术领域徘徊,而那些吸食过大麻的工程师们则将它带进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们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术打碎亨利·福特们所铸造的机器王国。

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响的乔布斯所说,“电脑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非同凡响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们思想的自行车”,自行车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让人自由地抵达没有轨道的目的地。

在电脑的胚胎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是一个四处飘扬着自由旗帜的混沌世界。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

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马斯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学、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世俗的商业社会。

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跃的评论家洪波所观察到的,中国互联网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资本的舞台,所以互联网本身的民主性、非中心性,在中国从来都没有被广泛关注过。

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20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

在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般蔓延,可是它很快就熄灭了,年轻人不再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精灵般到来的互联网被纯粹看成财富创造的兑付工具和商业发展的手段。

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包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

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来的互联网,在中国可谓“魂不附体”。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就是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身后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

它们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打和督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

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国首富”。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

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一直以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

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而耐人寻味的是,被效仿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本书以众多的细节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人在应用性迭代和对本国消费者的行为了解上,找到了自己的办法。

在腾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种种的东西方消费差异,比如美国人愿意出钱买一首歌给自己听,而中国人愿意出钱买歌给自己的朋友听。

根据2011年的一份对比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已全面超越美国网民,他们更喜欢分享,更乐意购买虚拟类道具,对网购的热情显然也更大,到2014年,中国网购业务量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已超过美国4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行业的长期封闭及懒惰,让互联网公司轻易地找到了在线支付和重建金融信用关系的突破口。

因此,无论在网民的绝对人数、活跃度还是在制度性创新等指标上,中国都是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兴奋的商业市场。

到201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应用性创新上的能力和成就已超过了美国同行;北京和深圳和杭州是三个比硅谷更适合讨论互联网模式的城市。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

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现代国家,政府掌控着近乎无限的资源,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盘踞在产业的上游并参与政策的制定。

互联网是罕见的阳光产业,因变革的快速和资源的不确定性,国有资本迄今没有找到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获取垄断利益的路径。互联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商业进步和社会空间开放,同时也正在造成新的混乱和遭遇更具技巧性的管制。

这显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博弈正在进行,没有人猜得到它的结局。

就本书的主角而言,对腾讯的种种争议也还在继续当中,热度不减。它变得越来越值得期待,也越来越令人畏惧。正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终生被“开放与封闭”“抄袭与创新”的终极问题所缠绕一样,马化腾也仍然陷入这样的被质疑中。

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奇特市场,不肯被驯服的谷歌遭到了驱逐,Facebook的扎克伯格尽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却至今不得其门而入。

而在中国内部,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相封杀与屏蔽,已成为熟视无睹的事实。腾讯和马化腾,以及阿里巴巴和马云,正在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与此同时,他们所被赋予的公共责任也是一门尚未破题的课程。

它已经很好,但它应该可以更好。

part1

创业:1998—2004

第1章

少年:喜欢天文的Pony站长

我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里尔克(奥地利诗人),《旗帜》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的不尊重……预见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美国新媒体教授),《数字化生存》

看见了哈雷彗星的少年

1986年4月11日,时隔76年之后,哈雷彗星拖着绚烂而神秘的长尾巴,准时地重新出现在地球的上空。在那个早春之夜,世界各地无数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国南部的新兴海滨城市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15岁初三学生宣称他是全校第一个看见了哈雷彗星的人。“它出现在北斗星的西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年后,他这样对我说。

马化腾当时是深圳中学天文兴趣小组的成员,这也是他唯一参加的课外兴趣小组。

马同学之所以能够找到哈雷彗星,除了他对天文有特别的爱好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他有比其他同学更高级的“武器”。

就在14岁生日的时候,他向家里索要一台准专业级、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那要花他父亲将近4个月的工资。

“他当时非要不可。我们不肯买,太贵了,要700多元,他就写日记,说我们扼杀了一个科学家的梦想。他妈妈有一天翻他的书包读到了这篇日记,我俩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买了。”父亲马陈术日后回忆说。

在找到哈雷彗星之后,马化腾拍下了照片,还兴奋地写了一篇观测报告,投寄到北京,结果获得观测比赛的三等奖,得到了40元的奖金。

这是马化腾赚到的第一笔钱。从此之后,对天文的爱好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他告诉我,“唯一一本从中学开始就一直订阅到现在的杂志就是《天文爱好者》”。

2004年,董事会同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便是一架精美的望远镜模型。

彗星俗称“扫把星”,为怪异之物。早在公元前613年,《春秋》一书就有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人类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在汉族乃至其他很多民族的预言中,哈雷彗星出现在星群的外阴之间,预示着秩序重构的时期即将到来。

马化腾这一代中国人成长在一个紧张而剧烈变动的时代。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岛东方市八所港,父母是八所港港务局的职员。在户口簿的籍贯一栏,按惯例随父亲填的是“广东省潮阳县(旧称)”。他有一个年长4岁的姐姐。

就在马化腾出生前的一个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叛国出逃,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一丑闻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几乎预示着一个封闭时代即将落幕。

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两个分别代表了古老东方和新兴西方的超级大国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敌对状态。

马化腾5岁的时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世界;又过了两年,74岁的邓小平获得实际的领导权,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

为了吸引外资,务实的邓小平选中远离北京、有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1979年1月,宝安县(旧称)南头半岛最南端、与香港隔岸相望的1000多亩荒地被选定为第一个可以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业区,这便是日后名声显赫的蛇口工业区。

同年3月,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国务院确立为四大特区,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之下,大量的国家投资和国际资本被引导到这些南方地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就这样被强行启动了起来,整个社会在半推半就中走向开放。

马化腾的童年是在八所港度过的,那里是海南岛的最西端,居民以苗族为主。马化腾至今还记得小城里有很多脸上刺了刺青的苗人,他们背着硕大的竹箩,默默地蹲在滴雨的屋檐下。

一个人的童年最容易被遥不可及的神秘所吸引,南中国海的海港夜空特别清澈深邃,繁星如织,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和想象,使人们深感自身的渺小。

为了培养儿子的科学兴趣,马家订阅了《我们爱科学》等科普杂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马化腾在其中读到一篇讲述如何用各种镜片制作天文望远镜的文章,就缠着妈妈买了一套镜片回来,动手做了一台简陋的望远镜,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款作品。

望远镜的特点是:焦距越大,视野越小,望得越远。面对远处的未知迷雾,人们很难摆脱短视的袭扰,而只有把焦距拉大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点,方可能稍稍看清真相的某一部分。很多年后,我与马化腾聊起他的这个爱好,他突然说:“互联网是不是很像一个不确定的、正在爆炸的星系?”

马化腾和三个中学同学

马化腾家族所属的潮汕人,在中国的商帮谱系中是十分特别的一支。

潮汕地处东南,远离中原,地狭田少,渔耕为生,民众自古有远航谋生的传统,是少有的海洋性部族。在唐宋时期,潮汕人就是南洋一带最活跃的贸易集团,也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汉族人之一。

明清时期,朝廷采取禁海政策,潮汕人迫于生计,仍然冒险出洋,《清稗类钞》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

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与中原的晋商、徽商相比,潮汕商帮的官商意识比较淡薄,“重商轻文,重男轻女”是鲜明个性。

进入近代,潮汕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商业势力,出了不少潮汕籍富豪,最出名者当属华人首富李嘉诚。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从海南岛迁居到了深圳。此时的深圳已赫然成为中国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标本城市。

这年年初,邓小平悄然视察了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0月,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各省区市均装饰了一辆彩车参与检阅,当深圳市的彩车缓缓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上面的两行大字让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常刺眼和不可思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话原本出自蛇口工业区政府门口的一块标语牌,后来,它被定义为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将时间与金钱如此赤裸裸地画上等号。

它既违背了两千年来的儒家传统,又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它以如此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宣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可以用物质来量化一切的时代正式来临。

对于少年马化腾来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复兴、深圳的崛起,或是潮汕族群的商脉,都是包裹在其生命外部的记忆,它们将慢慢渗透进这个人的躯体和灵魂内,最终构造成一个独特的命运体。

马化腾是初二时转入深圳中学的。那时的他个子只有一米四十一,在13岁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级的第一排。同排有一位同学叫许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母刚刚从天津迁来的。

那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学初一年级原本招八个班的学生,后来不得不扩招了两个班。

这两个班的学生讲的大多是普通话,而前八个班的则讲广东话——他们自称为“白话”,在那里还有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张志东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陈一丹一家1981年就来到了深圳,父亲是广东省汕头市田心镇人,后来成为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

马化腾在初中时的成绩一直在前三名。许晨晔、张志东和陈一丹这些人都学“奥林匹克数学”,只有马化腾参加的是天文兴趣小组。

进入高中后,马化腾、许晨晔和陈一丹被分在了一个班里。到了高二,学校又分了一次班,马化腾和许晨晔还在一起,陈一丹则跟张志东在另一个班。陈一丹回忆那时与马化腾的交往:在高中时,他们一起背圆周率,相互比赛。

到了课间,他们就在走廊上面对面地站定,开始轮流背,今天你比我多背两位,明天我比你多背两位,后来大家都能背到小数点后100位。他们还曾经一起集过邮,互相帮着买邮票。

高佳玲是马化腾的高中班主任,在这位数学老师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位学习很认真的乖学生:“与同学关系很好,很会团结人,没有旷过一次课,作业本总是很整洁的样子。不过,更深的印象却是没有了。”

到了高中,马化腾的个子突然蹿了起来,很多年后,许晨晔说起这事还有点愤愤不平:“他原来跟我一排的,后来越长越高,越坐越靠后。”隔壁班级的张志东则长成了一个硕壮的小男生,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冬瓜”的外号。

马化腾和他的同龄人是被焦虑统治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国家一样,一直发育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繁荣”之中。

在他的中学时期,校园里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时不我待”,老师们以无比急切的口吻告诫年轻人,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大学机房里的病毒高手

1989年,是马化腾考大学的那一年。那年6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高考在7月7日至9日如期举行,但是空气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留在自己身边。

所以那年,深圳高考考生的第一志愿大多填的是深圳大学。马化腾的高考分数是739分(满分900分),高出重点线100多分,按这个成绩本可以进北京的清华大学或上海的复旦大学。

因为深圳大学没有马化腾最感兴趣的天文系,所以,他退而求其次,进入了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机专业。

与他一起进这个专业的还有许晨晔和张志东。许晨晔还跟他分在了同一个寝室。这个班共有36名学生,除了一个保送生,张志东的考分最高,马化腾的成绩排第三。

据讲授计算机汇编语言课程的胡庆彬老师回忆:“马化腾这一届是深圳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一届,生源特别好。

他们这一个班,没有人挂过科———这在深圳大学之前、之后都再也没有出现过的。马化腾等人很优秀,基础好,后来做出这样的事业,我一点都不惊讶。就是不创办腾讯,他们也会成为很优秀的人才。”

黄顺珍是马化腾的大学班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从留存至今的成绩单上可知,马化腾那门课的考试成绩是86分,黄老师给了总评88分,而张志东的总评是全班最高的92分。

黄顺珍讲述了两个细节:“作为班主任,我每周要到宿舍巡视一次,每次去,都会看到马化腾在看书或者做计算机操作。他和张志东等一些同学的家庭条件好,都自己配了电脑。而其他人都在聚堆聊天或者做其他的事。

有一次,马化腾交上机实验报告,在写自己名字时,搞了一点小创意,他用软件为自己的‘马’姓设计了一个奔腾形状的字体,看上去很漂亮,然后又在后面手写了‘化腾’两个字。

理工科学生很少有这样的创意,这让我直到现在都印象很深。”

与马化腾同一个寝室的许晨晔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平时就是背英文单词,早上一起跑步,绕校园跑一圈。有一段时间,他还突然对气功发生过兴趣。”

深圳大学是一所1983年才成立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它坐落在南山半岛,校园里种植了大量荔枝树,所以也被称为“荔园”。

那时,校园外都是农田和几座错落筑建的农舍。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20多年后,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

他们的另外一个同学陈一丹则考进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陈一丹变得非常活跃,他竞选上了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学生会委员会副主任。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他讲得很激昂,好像毕业就是上前线一样。”马化腾说。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马化腾把很多精力花在了C语言的学习上。这是1972年由美国的丹尼斯·雷切尔设计发明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它具有绘图能力强、可移植性好等优势,并具备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是世界上最流行、使用最广泛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

在操作系统和系统使用程序以及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的场合,C语言明显优于其他高级语言。马化腾日后对我说:“我们最终是靠C打天下的。”

他还说:“在技术上,我的算法不是太强,那需要数学很强的人才可以。但是我做应用比较强,就是我知道如何把一个产品实现出来。”相对于马化腾,他的同班同学、“冬瓜”张志东则更精于算法。

马化腾在计算机上的天分,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大学里,对于所有学习编程的年轻人来说,公共计算机机房是较量技术的不二赛场。他们常常在一台计算机里编写一个病毒程序,将硬盘锁死,令别人无法启动,而自己则可以任意地打开,或者,有另外一个高手能够破译出别人设计的程序,这无疑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个编写病毒程序的高手:“他经常把机房计算机的硬盘锁死,连管理员都打不开。后来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化腾肯定是第一个被叫过去的‘嫌疑犯’。”

除了C语言编程之外,马化腾在技术上的另外一个强项是图形化界面的程序编写。

当时的计算机采用的是DOS程序,微软的Windows还没有进入国内,马化腾能够在DOS系统下做出类似Windows的图形化界面。“

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尝试,我在书上找到一些基本元素,然后在上面不断搭建,形成了自己的图形化界面技术。”

到了大学四年级,学生们要到一家企业去毕业实习。马化腾去的是深圳黎明电脑网络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南方技术水平最高的计算机公司。它创办于1990年,是中国第一家以“电脑网络”命名的企业。

在中国网络发展史上,它拥有4项显赫的纪录:最早的电脑网络通信系统集成公司,最早应用数字数据网络和帧中继技术的公司,最早在异步传输网络上实现图像、语音和数据综合传输应用的公司,以及中国证券电脑网络的首创者。

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脑网络设计和主要建设单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电脑自动撮合网络交易系统便是由其设计完成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股票市场如火如荼,成了财富聚变的巨大游戏场,黎明网络公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里,22岁的马化腾做出了他一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这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股票行情分析系统,马化腾加入了技术分析、函数算法,甚至还自带了一套汉字输入法。

他把自己在C语言和图形化界面上的特长统统发挥了出来。为了分析股票买卖双方的心理博弈过程,他还去学习了神经元的知识,以期能预测出股票未来的走向。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实用的股票分析软件,使用者可以形象地看到股票行情的波动情况,并进行波段分析。

在当时的股票热潮中,全国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炒股软件,它们都宣称自己是看得见未来的“水晶球”,马化腾的产品正是其中之一。

不过,由于其采用了非常独特且图形化的设计,所以,即便是在程序员云集的黎明网络公司,仍然让人眼前一亮。公司找到这位实习生,提出要购买他的这套软件。马化腾咬咬牙,小心翼翼地开出了5万元的价格,这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3年的薪水,没想到,对方没有还价就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马化腾的大学生涯在一款软件的交易中结束了。这4年,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工作,也没有竞选过任何的协会职务。

在芸芸的学生中,他只是一个长相英俊、沉默安静、偶尔喜欢在计算机机房里捣捣蛋的理科乖乖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有出众的才能。

润迅公司里的“小马”

1993年9月,马化腾和他的同学们各奔东西。

张志东考到了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他将在那里继续埋头磨砺自己的算法技术。许晨晔先是工作了半年,然后到南京大学读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工作。陈一丹被分配进了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同时在职攻读南京大学法学院的经济法硕士。马化腾则到深圳润迅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当一名软件工程师。

马化腾的求职经历很简单:1993年3月的一天,在黎明网络公司实习时,他到华强北的一家计算机书店淘书,正巧碰到一位无线电专业的同学,他已被润迅录用。

同学告诉马化腾,润迅正在招软件工程师,可以去试一下。马化腾就过去了,他向招聘的人展示了自己设计的那个股票行情分析系统,第二天就被通知录用了。

当时,润迅是一家创办才一年的新企业,不过却处在一个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寻呼台服务中。

寻呼机就是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收到信号后发出音响或产生震动,并显示有关信息。它体积很小,可别于腰间。寻呼机进入中国是在1983年,到1990年前后,几乎到了“人腰一机”的地步。

它的风靡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实际已经进入了即时通信的时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寻呼台的服务费一直高企不下,入网费100元,数字机一年的服务费是180元,汉字机一年是600元。

这是一个极其暴利的行业。

在1990年之前,寻呼行业几乎被国有电信公司垄断,后来才渐渐向私人开放。润迅的两位创办人都有很深厚的电信从业背景。

他们先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内地与香港的跨境寻呼业务,很快在深圳市场上站稳了脚;之后又率先推出全国卫星联网、秘书台等一系列服务,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寻呼台服务企业。极盛时,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进入恒生指数,年营业额高达20亿元,毛利超过30%。

马化腾在这家传奇性的企业里一直工作到1998年年底,见证了它兴衰的全部过程。

他刚入职的时候,在研发部门写寻呼系统的软件程序,月薪为1100元;后来转到业务部门,参与各地的寻呼台建设,从寻呼系统的开发到发射器安装,负责软件编写和网络实现,月薪也渐渐涨到了8000多元。

在等级森严的润迅,马化腾做到的最高职务是主管,在他的上面有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副总裁、总监、高级经理、经理和高级主管。同事们对他的印象非常淡薄,他们管他叫“小马”,是数以百计的“小马”中的一位。

当然,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个不安分守己的、野心勃勃的马化腾。

刚毕业时,马化腾曾想到华强北去创业,最早的想法是帮客户装机。当时,中国有两大计算机配件的集散地,北方是北京的中关村,南方就是深圳的华强北。马化腾动手组装过从8086、286、386到486等。

早期所有世代的计算机,按工价,装一台计算机可以赚50块钱,一天装两台,收入已高过润迅的工资。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在华强北装机的都是从农村来的初中生,他们对配件的行情比你熟得多,手脚也勤快,‘打’不过他们。”

后来,他又和几位朋友开发了一套股票行情的接收系统,“就是用寻呼机接收电波里的股票行情,接收下来后,用单板机实现转码,通过串行口接到电脑上去”。

马化腾把它命名为“股霸卡”,拿到华强北市场上去卖,一开始的价格是8000元,后来降到6000元,再后来是4000元,“成本是1000元,卖掉了几十套”。赚了一点钱后,这个生意也不了了之。

直到1994年年底,马化腾突然被一个叫惠多网的新东西给彻底吸引了。

惠多网里的马站长

惠多网,英文原名为FidoNet,有时候又被翻译成“会多网”,1984年诞生于美国,是一种BBS(电子布告栏)建站程序,通过电话线连接,以点对点的方式转发信件,是技术爱好者自行搭建的一个替代性的通信网络。

与后来的互联网不同,惠多网不支持在线交流,而且一根电话线只能一个人用,用户把内容传上去后要赶快下来,否则别人就上不去了。

1991年,在北京定居的台湾人罗依开通了惠多网在中国的第一个站点——“长城”站,在中国的FidoNet站群便被叫作CFido。

一开始,上惠多网的几乎都是从海外拨长途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渐渐地,国内的技术爱好者也找到了这里,他们中的一些超级发烧友分别在各个城市开设了自己的站点,这些站点联成一张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的摇篮。

马化腾是通过瑞星知道有这么个新东西的。“瑞星是做杀毒软件的,它有一个电子布告栏,可以用调制解调器(modem)拨号上去,下载更新的软件,我就是在那里了解到了惠多网。

”马化腾很快就被惠多网深深地吸引了,以至于一发而不可收。“它实在太奇妙了,通过调制解调器拨号上去后,就会出现一个人机界面,有菜单和讨论区,你在那里可以遇见天南地北的、跟你一样的人,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却可以互相展示最新写的软件,交换加密解密的心得,也可以倾诉对程序人生的感悟。”

2011年5月,已经是腾讯董事局主席的马化腾以“15年的老站长”身份参加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站长年会,回忆起第一次登录惠多网时的心情,仍然难掩激情:“那时候,我们所有计算机软件编程人员都以为所

有的编程是在本地进行的。第一次通过远程的站台,看到屏幕上吐出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感觉像是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样,我觉得这是当时网络的开端。”

在玩了将近半年后,正在兴头上的马化腾决定自己搞一个站点。

1995年2月,他开通了惠多网的深圳站,起名为ponysoft,Pony是马化腾的英文名,中文翻译为“小马驹”,这个站也被叫作“马站”,它的编号是655/101,655是中国区的区号,101则是“马站”的站号。

“马站”创办的时候,全国的惠多网站点总共不到10个,其中北京有两个,南京、上海和广州各一个,活跃用户总计100人左右,其中便包括了很多日后在中国互联网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这些站点中,“马站”也许是最为豪华的一个:马化腾在家里拉了4条电话线,配备了8台电脑,也就是说,可以同时接受4位用户的传送申请。

当时,国内的电话初装费非常昂贵,需8000元一架。马化腾的姐姐在电话公司上班,申请了半价优惠,但设备添置和使用费还是花了马化腾将近5万元,相当于把出售股票行情软件的全部收入都投了进去。

从买700元的望远镜到花5万元建惠多站点,隐约可以读出马化腾的某些天性:这位看上去文静柔弱的南方书生其实有一种敢于舍得并冒险投入的决绝禀赋,它来自于潮汕人的传统天性。

“马站”的创建让马化腾的生活顿时变得忙碌和丰富了起来。他的母亲黄慧卿回忆说:“那两年,他没日没夜地泡在网上,收信包,发回复,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要出差,就写一张纸条给我,教我一旦有网友打电话来说网络不通,就按照纸条上的步骤排除故障。”

那一年,马化腾还兼任了《计算机世界》报在深圳的通讯员,他写了一篇报道《BBS与惠多网》,简单地描述了惠多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还把全国11个站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公布了。

在马化腾等人的推动下,惠多网的站点越来越多:1996年年初,求伯君在珠海架起了“西线”站点;同年5月,雷军在北京创建了“西点”站点。

在现实生活中不喜交际、羞于表达的马化腾在虚拟世界里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

一位叫李宗桦的惠多网网友回忆说:“他在网上简直就是一个话痨,总是喋喋不休地跟你反复讨论一个技术问题。

他重视每一个‘马站’用户的意见,会不断地写邮件,从不厌烦。”腾讯的高级副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比马化腾出名还要早,他因独立写出Foxmail(1997年1月面世_编者注)而被人们看成南方

最好的程序设计员。

他对我回忆了第一次知道马化腾的细节:“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一位用户的邮件,对Foxmail的设计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外部人很难观察到。

我有些吃惊,他说他叫Pony,在经营一个站点。”

马化腾日后被称为“中国第一产品经理”,他的产品意识以及对用户体验的理解,最早都是在“马站”时期形成的。

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人令马化腾沉迷其中的惠多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它只是信息化革命早期的一种雏形,显然没有成为主流模式,汹涌的潮流只是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然后以更凶猛的态势向陌生的方向冲刷而去。

一切坚硬的都将烟消云散。就在马化腾接触惠多网的1994年,在遥远的美国,两位天才少年用无畏的牙齿咬破了网络经济的坚硬“蛋壳”。

288K的高速调制解调器被研制了出来,它可以每秒钟传输3KB文件,与马化腾同样出生于1971年的马克·安德森开发出UNIX版的Mosaic网络浏览器,与此同时,个人电脑的Windows系统也日趋成熟,这些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已足以引爆一场网络革命。

就在1994年4月,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生杨致远发明了最早的网站搜索软件,他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在一个拖车里建立了雅虎公司,英文名为“Yahoo!”。一个前所未见的网络商业时代到来了。

同年9月,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写出了《数字化生存》,在这本让他名闻天下的著作中,他大胆地提出“整个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将发生变化”“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的观点。

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物质性的世界突然向虚拟性转向,通过电子流的方式,知识、信息及商品制造与销售将可能实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

从1995年到1996年,互联网世界进入了一个令人炫目的地震期。1995年5月,美国公司SunMicrosystems开发了Java程序技术,万维网的图像语音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

同年8月9日,由马克·安德森参与创建的网景通信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为每股28美元,当日收盘价便达每股585美元,市值达到27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评论说,通用公司花了43年才达到的目标,网景只花了“大约1分钟”。网景在浏览器市场的表现严重威胁到了微软的行业地位。

1996年4月12日,杨致远的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一日之内,股价从13美元暴涨到43美元,一跃而成为市值高达85亿美元的新巨人。雅虎确立了一种基于搜索的门户网站模式,它深远地影响了互联网的技术和商业应用走向。

在东方,无论是马克·安德森、杨致远的崛起,还是尼葛洛庞帝的预言,听上去都是那么遥不可及。不过,对互联网经济的尝试还是悄然地起步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近到了呼吸相闻的地步。

199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内容除介绍中国高科技发展外,还有一个栏目叫“TourinChina”。

同年9月,中国邮电部电信总局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的建设由此开始启动。这些在当时看来一点都不起眼的举措,日后都被视为具有“创世纪”般的意义,它们意味着一种比惠多网更有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网络模式正在出现。

1995年4月,马化腾在深圳接待了一位叫丁磊的浙江宁波人。

丁磊的身材与马化腾差不多,都有一米八左右,更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1971年的10月。与马化腾的俊秀长相不同,丁磊有一双鼠标灵活的小眼睛,生着一张玩世不恭的脸。

作为惠多网深圳站的站长,马化腾有义务接待南漂到深圳的惠多网网友。而此时的丁磊正是一位迷茫的无业青年。他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主修微波通信专业,辅修计算机。

这是一位对电脑有狂热爱好和超人直觉力的技术天才,而且从一开始就打算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电脑企业。在大学同学录上,有同学给他留言,“希望丁磊早日实现拥有自己的电脑公司的愿望”。

大学毕业后,丁磊回到家乡宁波的电信局当一名工程师,在机房里,他成为惠多网最早期的前100名用户之一。

与马化腾不同,他没有开一个自己的站点,而是利用电信局免费的线路资源,成为一个“中继器”,帮助各地的网友交换信包。也正是在那时,他知道了深圳的马化腾。

到1995年的春天,丁磊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平淡而乏味的生活,他决定“开除自己”。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决,“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

他孤身一人跑到热浪滚滚的南方,到处乱逛,拜访了几位网上已十分熟稔却从未见过面的网友,他想看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稀奇的想法。在深圳,他遇到了同样焦躁而找不到方向的小马站长。

这年5月,丁磊加盟了一家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Sybase的广州分公司,成为一名技术支持工程师。正当技术员出身的马化腾与丁磊在南方茫然对望的时候,一些看上去与信息产业毫无专业关系的人手忙脚乱地踢开了一片新天地。

就在那年4月,一个叫马云的31岁大学外语教师在浙江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它于5月正式上线,自称是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马云想要创造一个面向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赚钱的方法是鼓动企业把自己的商业信息挂到网上。

5月,学应用化学出身的张树新与丈夫在北京创立瀛海威公司,她的“瀛海威时空”宣称是国内唯一立足大众信息服务、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互联网络上走一遭”。

在中国互联网的青葱时期,瀛海威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领跑者的角色,它是第一个形成了公众品牌效应的网络公司。张树新在中关村白颐路(现称中关村大街———编者注)南端的街角处,竖起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第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

7月,已经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碰到同校的尼葛洛庞帝,一下子被互联网迷住了。他决定放弃当一个“李政道式的物理学家”的理想,投身于更让人激动的“数字化生存”。在尼葛洛庞帝的协助下,张朝阳融到了100万美元,于这年年底回到北京,想做一个叫中国在线(ChinaOnline)的项目。

日后证明,马云等人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尽管他们将遭遇种种挫折,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到了成功的终点。进入1996年之后,随着华裔青年杨致远在美国的巨大成功,雅虎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就在雅虎上市的一个月后,1996年5月,发明了“中文之星”汉字输入法的王志东开通了四通利方网站(www.srsnet.com)。而一直为找不到网站模式而苦恼的张朝阳则决定完全照搬雅虎,他请人开发中文搜索引擎,起名“搜狐”,像极了雅虎的“表兄弟”。

“我们一起办一家企业吧”

从1996年的下半年开始,内秀喜静、一向与同学走动不多的马化腾经常跟张志东泡在一起。在几位腾讯创始人中,张志东是唯一的宝安本地人,自称“土著”。

张家祖辈在农村耕读,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亩多田,种点花生和甘蔗,“那时候的深圳就是几个小渔村,很贫穷也很安静,我们天天赤脚在沙地上比赛滚自行车圈或甩烟片”。

他的父亲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读的是工程物理,毕业后,先是分在武汉,后来调回广州。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生下了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儿子,第三个是女儿。

张志东排行第二,上有兄,下有妹,是一个从小就被呵护大的孩子。腾讯最早招进来的程序员之一李海翔曾在张志东家借住过两个月,他“揭发”说:“张志东不但不会烧饭,连家里的洗衣机也不会用,衣服都是妹妹帮着洗。有一回,他妹妹出去旅游,我们两个像流浪儿一样过了好几天。”张志东的父亲一直想把一家人从乡下调进广州城,却没有办成,后来索性也就回到了家乡。

大学时期,张志东与马化腾同班,不过关系却不太密切。“我跟他不是一个寝室的,他在701,我在725,在楼道里隔几间房间。”

回忆那时的马化腾,张志东的印象是:“他的毅力挺好的,早上经常绕着学校跑一圈,应该跑了蛮长时间的,我也跑了一阵,后来没坚持住。”张志东不喜欢运动,他痴迷围棋和象棋。

本科毕业后,张志东到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那是中国南部最好的工科大学。在几个创始人中,张志东的计算机算法技术是最好的。他个子不高,外表憨实,甚至有些木讷,与那个“冬瓜”的绰号很吻合。

他总是在那里微笑,不过内心却坚毅、敏感。也许是家境稍好的原因,张志东从小对物质没有太多要求,即便在腾讯上市、成为亿万富豪之后,他在很长的时间里开的仍是一辆并不奢华的宝来轿车。

1996年9月,读完研究生后,张志东回到深圳,进入了马化腾曾经实习过的黎明网络公司。他被分在一个专门为电信企业服务的小项目组里,负责给一家寻呼台提供网络服务。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三年没有联系的同班同学马化腾。

这是一个十分戏剧性的情景:张志东发现这家公司的一台服务器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机,经过分析,应该是有黑客入侵。他通过一些异常的访问日志调查来源,很快追索到了IP地址来自罗湖区的润迅公司。在记忆中,他唯一认识的润迅人就只有马化腾,而这位同学在大学时就是机房里出了名的病毒高手。于是,他拎起电话就拨给了马化腾。

“这是你干的事吧?”他用不疾不徐的语气直接问。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阵熟悉的呵呵笑声:“我就是来试试你的水平。”

马化腾提出见面,约的地点是在黎明网络公司附近的名典咖啡馆,这是华强北一带非常出名的程序员聚集地,灯光昏暗,人声鼎沸,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那里密谋着他们青涩的梦想。

就这样,老同学又走到了一起,在后来的一年多里,他们经常在周末见见面,聊聊天,发生在互联网世界里的种种新闻让他们嗅到了暴风雨即将来袭的气息,他们像海边的两根芦苇一样兴奋不已。

对于此时的马化腾来说,尽管北方的张树新、王志东以及张朝阳等人的动静让他颇为羡慕,可是真正刺激到他的,却是那个不久前刚刚接待过的惠多网网友,来自宁波的同龄人。

丁磊在Sybase上班一年后,又跳槽到了一家叫飞捷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他在那里用火鸟程序搭了一个基于公众互联网的BBS系统,从此告别了相对小众的惠多网,也告别了马化腾。

在这时,他留意到了一项互联网的新动向:1996年7月,美国人杰克·史密斯推出了免费电子邮件系统Hotmail;一年后,比尔·盖茨以4亿美元将之收购,并把它运行于微软的Windows平台上。

丁磊敏锐地意识到,电子邮箱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互联网基础服务。他拿出全部的50万元积蓄,悄悄注册成立了仅有三名员工的网易公司,然后与华南理工d大学的二年级学生陈磊华一起,开发出了第一款中文免费电子邮箱系统。

这个发明让丁磊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第一个真正赚到真金白银的创业者,他把这个邮箱系统以119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网,之后,全国各地电信公司开办的网站———当时大多叫作“信息港”,比如北京信息港、成都信息港———纷纷向他采购。丁磊凭借每套售价10万美元,很快成了一个声名鹊起的百万富翁。

丁磊的故事让小马站长再也坐不住了,他对我回忆说:“我在润迅的时候也曾想到要开发邮箱系统,但是晚了,也没有人支持我,就我一个人在做。丁磊搞出来了,也成立了公司。

应该说我受他的影响,就觉得互联网好像也是有机会创业的,所以也想做些什么事情。”1998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马化腾约张志东聊天,在润迅公司所在的金威大厦附近的一间咖啡店里,他突然对张志东说:“我们一起办一家企业吧。”


(下周四小编将接着连载吴晓波《腾讯传》)

每期我们会从报名通道中抽取一位喜爱吴晓波《腾讯传》的读者,送出由蓝狮子提供的精美图书一册。

参加活动

最新评论 (2)
  • 17023309 0  |  回复

    #时政进校园#棒,科技助力创建美好生活

  • 友_110361013757526395 0  |  回复

    自从有了互联网,微信,通迅,创事业,工作,日常生活确实放便!特别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查看更多评论 正在加载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