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 > 史上录取率最低! 听老三届讲1977年的高考故事

映像 丨 听老三届讲1977年知识改变命运的高考故事

2017-06-07 06:55  |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严粒粒

高济平保存的1978年,浙江大学新生录取须知。

6月7日,2017年高考拉开大幕。7日、8日,全国940万余考生,浙江省29万余考生即将迎来人生第一次大考。

把时光倒回到1977年。那年冬天,中断了11年之久的高考恢复了,全国570万考生赴考,27万人被录取。4.8%的录取率,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语阐释地如此贴切。

在处处传播“高考并非成功的唯一出路”的今天,除非亲身经历,没有人能懂得这场暌违11年的考试,给当年的年轻人带来了如何光明的希望和如何不同的际遇。

在高考恢复四十年之际,记者走访了一位年近七十的浙江大学老教授高济平。从他完整保留的一份份的老材料,和娓娓道来的老故事中,一段老一辈的求知轨迹被清楚描摹。

什么是最喜悦的消息?

中国大地响彻一声春雷——高考恢复

如果在1977年落榜之后,没有在1978年奋力一搏,高济平可能永远只能在乡镇做一个“赤脚教师”,或在工厂做一个工人。

网络图

若大旱之望见云霓,似长夜之现出曙光,1977年的深秋,中国大地响彻一声春雷——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

当时,没有网络,缺少电话,高济平和天南地北无数知青一样,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时间,“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悦蔓延全国上下。大家奔走相告。

“我究竟有没有报考资格?”在兴奋之情退去后,高济平和朋友们却感到茫然。

即将到来的高考究竟是什么样的,鲜有人知道。

可高济平对入学又如此渴望。他1968年读完高一之后就下乡了,没过多久因为读过书还算“有学问”,就一直在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梅林中学做民办中学的“赤脚老师”。

“随着时光的推移,年龄的增大,我以为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11年的等待,高济平几乎灰心,可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心中希望的火种迅速被点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从来都是存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况且我的哥哥和姐姐,一个是北京矿业学院大学生,一个是浙江化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大学生。”

高济平(一排右二)梅林中学任教时留影

幸好,高考这扇大门开得足够宽敞。

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规定报考人员须满足: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25岁之间;“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在30岁以下,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

高济平悬着的心放下了。

“我要上学!”

“我能上学!”

一夜之间,许多个“高济平”心中都荡起了如此朴实,又强烈的念头。

考上大学后的高济平(前一)与同学在寝室学习。

什么是最紧张的复习?

只有2个月备考,手头却没有材料

知青们有机会上大学了,但马上有个现实又急迫的问题摆在面前——还有2个月就要考试,可复习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资料。

高济平算是幸运的。因为在学校里做老师,可以把工作和学习相结合,同时也可以向教师前辈请教;也因为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手头有不少现成大学教材,“虽然很多内容都太过有深度,但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

1977年,高济平与相熟的几个同样参加高考的伙伴一起组织了学习小组,他是小组长。

1977年,高济平的准考证。

但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好运。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背记,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通宵达旦,不在话下。

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为能获得这些科目的资料,考生们各显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学教材,有人得到城里亲戚寄来的油印材料,还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种习题。

招考部门也和考生一样忙乱,甚至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没有准备好。恢复高考时已届年尾,没有多余的纸可供使用,一些省份于是奉命征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等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

在慌乱、紧张,又迫不及待的气氛中,高考正式重启。

考上大学后的高济平在浙江大学留影。

三四十年前的冬天,几乎是冷得就要下雪的日子,但上天似乎有心。1977年11月28日和29日两天,也就是全国统一时间考试期间,高济平清楚得记得“天气好得不得了!”

至于心态,高济平回忆,他的心情并不是很紧张。一方面,放下书本这么多年导致大多数人信心欠缺,压力自然也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大不了努努力考个有编制的老师,或者去工厂做个干部。社会当时普遍对知识青年的待遇还不错。”

这年,浙江省语文考试的作文主题是“路”。高济平做老师多年,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因此“希望做一根红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路”自然成为他的文章主题,亦是人生主题。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6年高招调查报告》。

什么是最窄的独木桥?

570万考生,4.8%的录取率

真实的命运,少有顺风顺水。

面对改变命运的第一次机会,高济平没有抓住。即使他因为害怕数理化不过关,特意选了文科,也还是落榜了。

当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

1977年,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仅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这还是被筛选过的人数。

高济平说,当年因为全国报考的人太多,各地必须先进行一场“预考”筛选一番。他估摸了一下,“德清县基本符合条件的人都报名了,但是录取率也不超过10%。这么算来,真正的录取率公布的低了不知道多少。”

1978年德清县预考准考证。

不过,当时全国考生水平普遍不高,读过高一的高济平算是“高学历人才”:“记得那两年好像有一道考题,问的是如果把直径3厘米和直径5厘米的铅球融在一起重新做一个铅球的话,直径是多少厘米。很多人答了8厘米。欧姆定理什么的更是一问三不知。”

根据史料,在辽宁考场上,史地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语文试卷有一道题要求翻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种种,并不鲜见。

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成功者的记载吧。

近期,各大媒体都在做着“高考40年”的专题,我们听了不少七七级的教授、科学家、领导干部讲着自己的故事。讲故事的他们,功成名就,心怀感恩。当然,也有遗憾。

什么是对知识的“如饥似渴”?

学习之外的每一分钟都是对生命的浪费

1978年的高考,是高济平这些“老三届”最后一次机会。“国家规定,这年之后我就不再拥有考试资格了。”

1978年,高济平的准考证。

当年,考生如果想考取学校,选择只有三个。难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分别是大学、中专、技校。高济平回忆,不少“老三届”怕错失最后的机会,就往中专或者技校报名,“反正只要有书读就是好的。”但他心中的大学梦仍然强烈。

“1978年,书店开始有复习用书卖。镇上地方小,邮局相熟的人在书到货之前,会提前打电话通知,然后消息就马上传播开来。上架当天,一大早就有人排着队抢书。” 高济平感慨,有限的教辅无法满足人们对知识无限的渴求。一时间,洛阳纸贵。

7月20日至7月22日,盛夏,高考开考。高济平最后一次赶赴高考考场,这次他选择了理科。

等待结果的日子,高济平一边做着老师,一边承受着甜蜜的煎熬。

由于梅林中学工作人员要负责抄录高考成绩,高济平身为该校老师,参与了全程。

1978年,高济平的成绩单。

9月7日,学校拿到各考生成绩,高济平立马先翻阅自己的结果,只觉眼前一亮:政治74.5,语文70,数学87,物理76,化学86,总分393.5。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他心中暗喜,应该有希望了。

9月25日,包裹着高济平希望的一封信寄出了。

考试之后,无论是不是有考生的家庭,都在翘首期盼。只要是哪家出了个大学生,就是镇上的大新闻。

没过几天,正在上课的高济平接到一个热心邮差的电话,通知他有一封来自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的信明天会送过来。“当时一接到电话,就想十有八九是录取通知来了。”高济平说,他已经等不及信被第二天送来,他要亲自去取。

内有录取通知的挂号信。

下课时间终于到了。下午5点,下课钟声一响,高济平立马蹬着自行车往邮局冲去。难以抑制激动心情,他双手颤抖地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看见了录取通知书、新生入学报到证、新生入学须知。

终于考上了!当天晚上,全家沸腾,纷纷奔走相告——“高家又出大学生咯!”

高济平清楚地记得,浙江省1978年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10分。浙江大学分数线370分。他以高出浙江大学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浙大电机系工业电子技术专业。“虽然当初填的志愿时浙师大,和杭大及浙大的师范类专业,但被调剂去了浙大电机系我也是满意得不不能再满意了!”

1978年,浙江大学新生报到证

亲朋好友将喜悦和祝福之情,寄托在了礼物上。“那个年代,脸盆、毛巾、牙膏、牙刷和《毛泽东语录》是送给远行的人的‘标准’礼物。光《毛泽东语录》我就收到了好几本!”现在想起来,高济平的嘴仍开心地咧得老高。

说起报到入学,高济平还想起一件趣事。“那年,表弟送我去报到。工作人员看我表弟年轻,还以为是他来读书,哪知真的来报到的是我这个‘中年人’。”头两年大学生年龄跨度很大,甚至出现了父母子女、夫妇、师生、兄弟姊妹同考的景象,场面奇特。

高济平(中)在报到当天,与表弟的合影。

暌违知识多年,当突破千军万马,终于重返课堂时,学生们如饥似渴。“学校门口的公交车上全是拿着书本的学生。每一节课教室都是满员,前三排的位置要靠抢。我更是没有看过一场电影,聚过一次餐,出过一次游。”当时的高济平觉得,学习之外的每一分钟,都是对生命的浪费。

浙大毕业后,高济平做了辅导员,后来评上了高级职称,并留校任教。“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

在复盘历史的过程中,往往遗忘与遮蔽时有发生。但唯有一条真理不可怠慢,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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