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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瑞娟逝去,60年前“黄色”风波追忆似水年华

2017-02-18 10:45  |   上海观察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217日中午逝世,享年93岁。惊闻“梁山伯”的逝去的消息,悲痛之余不仅想起了几年前在先生的寓所采访她的往事。

1957324日,《解放日报》登载名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在当时保守的社会舆论环境下,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文章的作者是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

2009年,在该文发表52年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门就此事采访了范瑞娟本人,并撰文《52年前的“黄色”风波》,发表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版面集萃的《印痕》一书中。

当时,范瑞娟住在长乐路的老公房里。先生陈伯鸿已故去,健在的范瑞娟回忆起当年的风波,仍心有余悸:“毛主席当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造反派还是以这篇文章为由批斗我们。”

那次,范瑞娟嘱咐要澄清一个误会了42年的细节:《解放日报》登的那张照片,读者一直以为是他们的结婚照,其实是订婚照。订婚照上,范瑞娟穿旗袍,陈伯鸿穿列宁装。范瑞娟说:“还好,我妹妹随手拿给编辑的是这张照片。如果当时拿的是结婚照,麻烦就更大了。”

老人特意取出结婚照。1957年在淮海路照相馆里拍的这张照片上,新郎穿西服,新娘穿白婚纱,非常洋气。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这张照片登报,1957年的风波也许还要来得更猛烈些,而文革翻“旧账”时,他们夫妻的“罪名”也将更大。“虽然庆幸当年没有登结婚照,但如果现在《解放日报》还要讲我们的故事,我希望登结婚照。今天的新闻环境,已经翻天覆地变化了。”

附:52年前的“黄色”风波

1957323日,一个平常的星期六。

晚上7点,吃过晚饭的《解放日报》夜班编辑们,聚集在汉口路309号申报馆的三楼编辑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已经过了春寒料峭的时候,初春的暖意一点点弥漫在城市的空气中。

流水的“新闻”,铁打的“版面”。那一天,副总编冯岗当班,编辑们领了当天要发的稿件任务,分头做起事来。十点左右,编辑吕沧浩看完了稿子。等待铅字排版的时间里,他随手拿起一份香港《大公报》来“打发”时间。《大公报》那时还不能在内地发行,作为内部资料,报社编辑能够看到。

一篇标题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的文章,引起了吕沧浩的注意。作者署名为范瑞娟,正是当时红遍中国的越剧彩色电影《梁祝》中的“梁山伯”。文章中,范瑞娟以“口述实录”的白描式语气,表达了新中国让身为戏子在旧社会毫无地位可言的自己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感恩心情。全文两千余字,文字朴实但自然流畅,笔下的家庭生活琐碎但情感真挚,整篇文章更是洋溢着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爱。

看完文章的吕沧浩,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拿着《大公报》去了冯岗的办公室。“老冯,这里有篇文章,很有意思,不知道我们敢不敢登在自己的报纸上?”

那段时间,《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被调去了长宁区任职,另外两个副总编王维和魏克明被调去了《新闻日报》,临时“补缺”的副总编冯岗成了报纸唯一的负责人。既要上白班也要上夜班的他,看上去有点疲惫,但依然很谨慎。他看了文章,有点犹豫:不登吧,可惜了这篇好文章;登吧,可能出问题,毕竟直接讲述个人家庭生活的文章在新中国的报纸上还从没有过。

冯岗拿着报纸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来到编辑室,他想问问大家的意见。夜班编辑部主任张伏年近期一直高烧在家休息,于是他问夜班副主任陈迟:“你说这文章可不可以登?”

陈迟说:“你定吧。”

当时夜班编辑部的同志,大多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大家看冯岗有点难下决定,就一起玩笑着起哄:“敢不敢?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登。”冯岗决定把这篇文章登在第二版国际新闻版上。

又不知谁提议说:“《大公报》上没有照片,我们可以配张照片。”范瑞娟和她的丈夫陈伯鸿的家就在上海,于是报社马上派人去她家要新婚合影。夫妻俩都不在上海,范瑞娟的胞妹拿了一张合照出来。之后,连同文字一起,排版、校对、印刷……一切程序如常。

天快亮的时候,夜班编辑们结束了当天工作,像往常那样,去了报社附近云南路上的一家小吃店吃过早饭后,各自回家。

谁也没想到,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波,等待着他们。

第二天,1957324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见报。

“丈夫”和“蜜月”这两个在今天看来无比正常的词语,赫然出现在党报的文章标题里,弹眼落睛的程度在当时绝不亚于今时网络惯用的“标题党”新闻。

此时,1956年提出的思想解放大潮的余波仍在,而即将在1957年掀起的全党反右倾整风运动尚未开始。尽管报纸的宣传环境相对宽松,但建国第八年的社会人文环境,依然非常保守。

这一“文”激起了千层浪。

虽然全文没有任何一处不雅字词,但很多读者对这篇又是“丈夫”又是“蜜月”的文章义愤填膺。“什么丈夫,什么蜜月,黄色,黄色。”“迎合小市民兴趣,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冲淡党报的战斗性。”“《解放日报》不应该登这样的文章。”几百封读者来信像雪花一样寄到编辑部,语气无一例外都是指责。也有读者直接给市委写信,说“作为党委机关报,怎么可以登这么‘黄色’的文章?”

更有甚者,当时指挥部设在上海的东海舰队,看了该文后紧急召开会议,会议认为《解放日报》出现了“反党集团”,证据就是《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这支部队提出了“保卫党报”的口号,准备包围《解放日报》。

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解放日报》,还有作者范瑞娟和其丈夫陈伯鸿。

范瑞娟写这篇文章,是因中国新闻社的再三约稿。当时,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祝》在香港连映100多场,“梁山伯”和“祝英台”本人备受港人喜爱。中国新闻社给范瑞娟布置“命题”作文,请她谈自己的婚姻生活,借此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范瑞娟写好文章,自己取了标题《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中国新闻社发给《大公报》时,根据文章内容和读者对象,把标题改为了《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解放日报》刊登时沿用了《大公报》的标题。

时年31岁的陈伯鸿,是《中国青年报》上海站站长。文章刊登出来后不久,连同另一篇陈伯鸿署名的“有问题”文章一起被报社总部两“罪”并罚,去北京接受停职审查。

风波的波及面越来越广,上海市委也紧张起来。事件如何定性?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有点犹豫,因为他也看了文章,并不觉得该文出格。

这时,距离毛泽东在2月份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很近。几天后的4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1市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柯庆施汇报上海相关工作后,顺带汇报了《解放日报》的这起风波。

毛泽东当即问:“《解放日报》收到多少封来信?”

柯庆施答:“几百封。”

毛泽东说:“上海人口有四百多万,才几百封反对信,少数嘛。我们也不能天天都是《上甘岭》。”

毛泽东的这番话,成为平息风波的速效药。消息传回报社,所有编辑悬在嗓子眼的一颗心就此放了下来。

同年624日,《解放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正式书面答复《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来信读者,说:“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兴趣要求也是很广泛的,他们不但需要向报纸上了解各个时期的国际国内的大事,同时也需要从报纸上了解各个时期各界人民生活的面貌。”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200935日,依然是初春的上海。

经过42年的时间沉淀,当年的新闻人更客观理性。事件亲历者之一、夜班编辑部副主任陈迟,回想起这个版面,认为:“尽管首开报道内容先风,但也有经验教训。就那时的大环境而言,并不适宜在党报上登这篇文章。”

而“旁观者”也许更清楚,当年在同一楼层办公、任《新闻日报》副总编的王维,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多年后的今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本身非常好,《解放日报》当时拿来刊登也有助于打破党报自己给自己塑造的‘孔夫子’严肃面孔。再说,孔夫子也可以谈恋爱。只是,版面编排上的确存在问题。首先,它刊登在第二版的右边,而第二版的左边是《万余青年倾听上甘岭史诗》,一边是讲部队在前方流血牺牲,一边是说明星在后方谈情说爱。这样的对比,也难怪很多读者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如果缓一缓延后几天发或发在《朝花》副刊上,应该好些。另外,中新社向海外华文报纸供稿改的标题,我们的报纸还是应酌情修改。”

今天回望过去,不仅仅只是“功”与“过”的评述。

已近90高龄的范瑞娟,住在长乐路的老公房里。先生陈伯鸿已故去,健在的范瑞娟回忆起当年的风波,仍心有余悸:“我看到报纸标题时,就懵了,我自己取的是《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没想到见报被改成了《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毛主席当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造反派还是以这篇文章为由批斗我们。”

老人嘱咐要澄清一个误会了42年的细节:《解放日报》登的那张照片,读者一直以为是他们的结婚照,其实是订婚照。订婚照上,范瑞娟穿旗袍,陈伯鸿穿列宁装。范瑞娟说:“还好,我妹妹随手拿给编辑的是这张照片。如果当时拿的是结婚照,麻烦就更大了。”

老人特意取出结婚照。1957年在淮海路照相馆里拍的这张照片上,新郎穿西服,新娘穿白婚纱,非常洋气。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这张照片登报,1957年的风波也许还要来得更猛烈些,而文革翻“旧账”时,他们夫妻的“罪名”也将更大。“虽然庆幸当年没有登结婚照,但如果现在《解放日报》还要讲我们的故事,我希望登结婚照。今天的新闻环境,已经翻天覆地变化了。”

同一张照片,在当年登报是她的恐惧,在今天却是她的希望。这位中国最有名的“梁山伯”,用她自己和《解放日报》的故事,不经意展现出中国新闻报道历经时间打磨后化蝶蜕变之美。

(原标题:《“梁山伯”范瑞娟逝去,60年前的一个“黄色”风波追忆似水流年》。编辑李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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